现如今的人们谈及大宋苏东坡 , 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 自古至今 , 所到之处 , 无论是文章诗词 , 还是人格精神 , 历来都是“圈粉”无数 , 尤其脍炙人口的是 , 东坡先生自带“吃货”标签 , 以其命名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被人频频提及 , 一众老饕无不眉飞色舞 , 唇齿流涎 。 然则 , 这样一位美食家 , 在其弟子苏门四学士中 , 除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山抹微云君”秦观、“农喜亦喜 , 农忧亦忧”的张耒以外 , 巨野晁补之(无咎)则是身后寥寥 , 少人得知 , 犹如其名 , 似乎是苏门四学士中的编外“补之” 。 其存世之《鸡肋集》以食材鸡肋命名 , 更令我们意外和费解 , 不但没有一丝苏东坡“饱得自家君莫管”的意思 , 也没有半毫“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风采嘛!那么 , 晁补之与东坡先生又是怎样一种往事萦怀的师生行谊呢?
放出一头地与可以搁笔矣
江山代有才人出 , 各领风骚数百年 。
20岁时的苏轼 , 曾让文坛领袖欧阳修十分赏识 , 称“读轼(苏轼)书 , 不觉汗出 , 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 , 放他出一头地也” 。 晁端彦(晁补之叔父)也曾侧面印证说:“吾从欧阳公游久矣 , 公令我来 , 与子(苏轼)定交 , 谓子必名世 , 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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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画像
熙宁四年(1071) , 晁补之十九岁 , 以一篇《七述》打动了苏轼 。 苏轼“道杭之山川人物秀丽 , 夸靡饶阜”而有所感赋 , 原本打算拟“枚乘、曹植《七发》《七启》之文 , 以谓引物连类 , 能穷其状” , 但读罢晁补之的《七述》后赞叹说:“吾可以搁笔矣(我可以搁笔了)!”活脱脱另一个版本的“眼前有景道不得 , 崔颢题诗在上头” 。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 , 流传最广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 , 山色空蒙雨亦奇 。 欲把西湖比西子 , 淡妆浓抹总相宜 。 ”被后人誉为“除却淡妆浓抹句 , 更将何语比西湖?”而纷纷为之搁笔 。 同时苏轼在此期间开始填词 , 《东坡乐府》记载其第一首编年词为熙宁五年(1072)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 。 那么 , 处于创作旺盛期的苏轼对十九岁的晁补之青眼有加 , 难道仅仅是一句客套话吗?
晁补之凭借《七述》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中第一个“获侍于苏公”拜师学艺的弟子 , 对于这位弟子 , 苏轼也是抱有很大的期许 。 虽然说亦师亦友 , 相互探讨 , 但显然晁补之在苏轼这里 , 诗文书画均受益非浅 , 苏轼时常对他指点迷津 。 “辱在先生门下 , 虽疾风苦雨 , 晨起夜半 , 有所请质 , 必待见先生而后去 。 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 , 不记寝食 , 必意尽而后止” 。 元丰二年(1079) , 晁补之27岁时 , 考中进士 , 开封府和礼部考试都是第一名 , 连宋神宗都指着他的试卷说:“深于经术 , 可革浮薄 。 ”授澶州司户参军 , 试学官 , 任北京国子监教授 。 可见 , 苏轼对晁补之的欣赏 , 绝非表面上的客套 。 而早期的晁补之 , 与其师苏轼一样 , 在仕途上是非常想有一番作为的 , 两人彼此之间可谓影响深远 。
我来亦何事与念我百里远
荒凉废圃秋 , 寂历幽花晚 。 山城已穷僻 , 况与城相远 。 我来亦何事 , 徙倚望云巘 。 不见苦吟人 , 清樽为谁满 。
——苏轼《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熙宁七年(1074)八月 , 苏轼以督捕蝗虫 , 自杭州来到新城 , 在晁补之的陪同下参观新城七贤乡陈氏园 , 写下此诗 。 晁补之则以《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作》相和 , 一句“公来无与同 , 念我百里远” , 既回答了苏轼“我来亦何事”之问 , 又表达了对老师苏轼的感激之情 。 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 , 两人在彼此一唱一和中那种浓浓的师生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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