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ing|答辩·《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张赟：何为两性公共空间期刊|Writing|问题|社会性|答辩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张赟与两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其新著《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本文为张赟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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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 Brill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
感谢两位书评人对拙作进行细致而周密的阅读与审视，她们提出的极富挑战的问题及洞见让我感佩并获益匪浅。她们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也是我在写作本书时一直思考的问题，所以在对书评进行回应之前，我想先阐述一下我的写作初衷和主旨。
“两性公共空间”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一种阅读和检视近代中国女性期刊的新途径和方法论。近代女性期刊研究是近年来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无论从编纂或者专著研究的角度讲，成果都颇为丰硕。阅读这些期刊的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例如，曹晓华老师就已提到，季家珍（Joan Judge）、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和贺麦晓（Michel Hockx）在其共同主持的近代中国女性期刊研究项目中，提出了横向、纵向、整体、定点（horizontal, vertical, integrated, and situated readings）等四种种阅读方法，将报刊材料视为重要史料库去重构晚清至民国早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史、日常生活、印刷媒介、以及视觉经验等各个面向（Joan Judge, Barbara Mittler, and Michel Hockx, ed. 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A Space of Their 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然而回归到女性期刊本身，或者说如何将这些材料视为研究主体，而不仅仅是作为一面透视广阔历史的棱镜，当前并没有很好的系统性研究。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期刊是一种多作者的（multi-authored）、多声部的（multivocal）、具有很强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印刷文类。纵观晚清至民国早期近百份女报，其类别之多样、内容及主题囊括之丰富，让人很难一言以蔽之对这些期刊作出一个精准的定义。而我们通称的所谓“女报”、“女性期刊” ，可能除了题名里共有的“女子”、“女界”、“妇女”等字样，很难窥见女性期刊之间的其他共性。因为女性期刊可能并不是女子编辑或单单由女性执笔，而阅读这些期刊的读者也不一定仅为女子。甚至在一些少数仅有的完全由女子编辑和撰稿的女报，男性的痕迹也不能完全抹去。于是，界定“女性期刊”这个类别成为一项棘手的工作，经常被化约为“关于女子的刊物” 。
运用“两性公共空间”这一视角进入女性期刊，我认为是一种解决以上困境的可行的方法。诚如曹晓华老师所精准概括得那样，本书提倡的性别视角并非只是想凸显女性的主体性，也并非只想梳理不同女性期刊之间编者和作者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在女性期刊承载的“两性公共空间”中不同性别之间的产生互动、交流和张力。女性期刊确实处在以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知识传播体系和文化脉络之中，但男女知识分子们共同勾勒和界定“两性关系公共空间”的话语版图。当然，这种共同界定是在动态的关系中进行的，并非总以一种二元对立的 “男性主导—女性反抗（修正）”的模式进行。恰恰相反，在这些刊物中，很少看到男女知识分子直接加入论战，双方之间发生话语激烈碰撞的情形，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知识分子们如何选择策略性地改写或者挪用男性主导的叙事，或者干脆直接书写她们自己性别化的经验和叙事。这些叙事极少直接批判或者针对男性书写，但却间接地威胁、削弱了男性的话语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