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ing|答辩·《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张赟：何为两性公共空间( 三 ) 期刊|Writing|问题|社会性|答辩

以“两性公共空间”为经线，四类不同的女性期刊为纬线，便可粗略钩织出男女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书写妇女/女子问题（the woman question）这一关键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主题。这些主题涵括才女文化、女子教育、女权主义、民族认同、女子卫生以及女学生等方面。遵循这一研究和分析思路，我发现有关女子问题的书写是带有特定性别指向的。当然，如前所述，性别化书写并非总是遵循“男性书写主导—女性书写反抗”的二元模式，正如四种“两性公共空间”所示，两性书写充满了张力和博弈，而这一复杂的过程却展现了女性书写者试图以各方式去扩展她们在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知识生产空间中的论述和话语权威所作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虽然她们依然是属于少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但是她们为让女子跻身公共话语空间，成为这一空间合理、合法的绘制者和界定者所作出的尝试和功绩不可抹灭。
曹老师与林存秀老师都提出了关于这些女性书写带来的实际传播效力和启蒙功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涉及到期刊的阅读受众和女性书写的影响力等问题。清末发行量最大的《新女界杂志》单期最好的销售量为5000份左右，民初的《妇女杂志》每期刊行量最高的时候可达几万份，这些刊物的读者男女兼有（《妇女杂志》每期最高的发行量约万份，但由于当时一份报纸供几人传阅的风气，其实际读者数可能要翻上几番）。诚然，这些期刊的女性读者数量不多，而能够直接触及的下层妇女数量可能更加有限。但我并不认为这便可得出这些刊物启蒙功效和传播效力有限的结论。如前所述，这些刊物的诞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在公共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性别问题等领域发声和创作的宝贵试验场。启蒙确实主要是意味着上层精英的声音“向下”伸展，但是一些新出现的如新式女子教育、女子权利、女子国民等论题即便对受过传统精英教育的才女闺秀也依然是新鲜的。她们亦是被启蒙的对象。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早期女性期刊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五四时期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中得以复现，可以说是间接地促进了王政所言的五四启蒙运动中新一代女性的诞生与成长（见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我十分赞同曹老师所提到的要考虑到启蒙路径复杂性的问题。以1898《女学报》中关于书写体例的文白之争为例，主编薛绍徽关于使用白话文的倡议，缘于她已意识到女界在当时国族主义话语框架下已逐渐被男性知识分子建构为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梁启超等改良知识分子认为整个女界是蒙昧无知的、需要被改造的客体，另一方面女界又被认为是可以从根本上缔造新世界的主体。在这群男性知识精英的笔下，无论才女闺秀抑或是下层妇女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薛绍徽显然对这种将女子与国族兴盛建立因果联系的言论不满，如我在书中第一章所示，她一方面为才女文化正名，另一方面提倡白话书写，亦认为有必要同广大女界联合起来。虽然以白话文书写的提议未能完全付诸实践，精英知识女性的身份认同却逐渐发生改变——从阶层认同走向性别认同。我在书中第二章对女权主义刊物中“女界”的分析充分展现了这种转向。在这些女权主义刊物中，女性的书写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白话写作大量涌现，被用在演说、史传、甚至是社说等专栏中。在这些留日女学生的女权书写中，白话写作不再是为了宣扬民族主义这一功利性目的的工具，也不再是一种仅限于下层社会和妇女的文体，而是被发展为一种有效宣扬女权观点和言论的的带有性别指向的书写策略和方式。 1898《女学报》中裘毓芳、康同薇等改良知识女性对白话写作的疑虑在这群女权主义书写者笔下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