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ing|答辩·《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张赟：何为两性公共空间( 二 ) 期刊|Writing|问题|社会性|答辩

谈到“性别化书写” ，曹晓华老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有关“男性化书写（masculine writing）”与“女性化书写（feminine writing）”的问题。性别化书写并非基于写作者的生理性别。如曹老师所言，女子刊物中，尤其是诗文等领域不乏男子作闺音、女子用中性笔法书写的情况。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由于选材的缘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在书中没有很详细展开。本书选材主要取自政论性文章，这类新式报刊体是帝制时期的政论文体与近代西方社论体的结合，多用于讨论时人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热点话题。这种新文体的出现让女性知识分子得以直接从自身性别视角讨论公共领域内诸如国家和性别议题的机会，也赋予她们与男子等同的书写权威，而不必担忧自己的声音是否过于阴柔、不够雄健。同理，写作政论文的男性知识分子即使站在为女子发声的立场写作，代女性设辞，他也很少以假托女子的口吻和身份进行。例如，邵飘萍在使用“飘萍女史”这一笔名撰写的政论文中，他从男性知识分子的立场去训诫女子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详见第五章有关女学生的讨论）。
而本书选取的一些非政论性文章（比如第四章有关妇女卫生的论题以及第五章的女学生自述），我衡量女性化书写的方法是依据文章展现出来的明显的女性经验。这类具有特定性别指向的书写在民国早期的商业女子刊物中“实验谈/经验谈”这一文类中得以最直接、最完整地体现。 “实验谈/经验谈（discussing real-life or personal experience）” 为一种新式文类，脱胎于20世纪初期日本兴起的一类用于表达实际经验和经历的写作。商业妇女期刊如《妇女时报》、《妇女杂志》中经常可见“实验谈/经验谈”为题或者内容涉及具体个人经验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蕴含的明显女性化的身体及心理经验，我认为这些书写者应皆为女子。例如，我在书中提及，《妇女时报》中有一位化名 “秋萍”的作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产妇之心得及实验谈》的文章。作者开篇即云“我就见闻所及，并得诸友人所谈者，拉杂记之” ，随后秋萍以细腻、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同窗好友不幸难产而去世的经历，进而运用现代的医学知识阐述生育的重要性。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妇女时报》中亦不乏男性书写女子生育的文章。比如，当时著名的产科医生瞿钧就撰写了多篇关于女子卫生、月经处理以及生产（包括产前及产后）护理的文章。虽然瞿钧与秋萍的文章都大篇幅涉及专业现代医疗知识和建议，但瞿氏的笔调更为冷峻，从未涉及女子的个人或直接经验，明显有别于秋萍的“实验谈”写作。可以想见，这些有特定性别指向的身体经验的表达和书写是不会出现在唱闺音的男性书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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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妇女杂志》中一个女作者绘制的预产期计算轮盘（pregnancy wheel）
运用“两性公共空间”这一视角，本书还试图找出一条可以连贯分析清末民初不同类型女报和期刊的研究方法。本书选取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女子刊物分别代表了 “两性公共空间”展现出来的四种形态：1898的《女学报》这份改良女报展现的是一种女子为主编主笔、男性知识分子作为幕后策划人、出版者和经营者的公共空间形态；女权主义报刊如1904年《女子世界》、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天义》里的“两性公共空间”形态则是围绕“女界”这个概念建构而成——男性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的脉络中创造了“女界”这个概念，女权主义作者们则反复、连贯地对之进行改写、挑战、拒绝直至推翻重建；“两性公共空间”的第三种形态在两份由满族知识分子创办的女报中得以体现，即女性知识分子是如何建立明显有别于男性知识分子的论述，并且在一些少数场合直接公开批评男性话语；民国早期的妇女商业期刊中男性作为编者的能动性及他们行使的话语权以及女性作为作者的主体性之间的张力和角逐形塑了 “两性公共空间”的第四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