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研究中心|对话︱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 三 ) 王思渝|发展研究中心|批判性

第二点，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文化遗产的传播是“跨界与融合” ，我认为文化遗产传播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趋势。这本书把文化遗产放到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很多领域，去看文化遗产和周边领域的关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文化遗产现在已经不是局限在文化遗产的圈子了，而是成为一种资源以后进入社会，做传播的人应该清楚与其相关的不同领域。从传播来说的话“万事皆是传播” ，也和本书开头提到的“遗产无处不在”呼应，文化遗产传播发展的机会很可能已经到了。我们看媒体领域的变化， 2018年《人民日报》开“文化遗产版” ，2019年我开“世界遗产版” ，既包括文化遗产，也包括自然遗产，范围更广了。总体来说，现在文化遗产领域传播的环境比较开放，在这种环境下，我鼓励在座的各位通过这本书能够“出圈” ，但是只要是信息流动的过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就会发生衰减，那么我们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能达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这是我们在座许多人基于这本书从学术圈发展到更大的社会环境讨论的过程。文化遗产在目前中文语境下的传播中还是太弱了。我更希望大家基于真实的原则、实践的原则、公共的原则从批判遗产的视角继续看社会，也反过头来促进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
杜晓帆（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博系教授）：
我本来是反对批判遗产的，我认为不要轻易地去批判，但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反对批判的这件事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作者以及批判遗产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作者在英文版导言里写的内容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遗产实践经验的人。这本书是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在澳大利亚等地做了各种考古项目、遗产保护的项目，在项目本身或价值评估地过程中逐渐地思考这些问题，基于这些实践才能形成那么多思路和观点。
第二点我想强调我们无论是做遗产实践还是做遗产批判，必须要有实践，就像成为考古学家一定要下过考古工地。我们在遗产批判的过程中间要增加实践，只有亲自做了一个实践之后，才会更深刻地认识到遗产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遗产传播的角度，我还想和齐欣老师多做一些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遗产方面产生了很多文件，这些信息的传播到底传播到哪了？谁接受了？终端在哪里？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间，在第一线的那些人，到底接触过多少这样的信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很少会去考虑。这个想法的萌生也是因为我最近和郭旃老师交流，他在做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的第二版修订，书中有关日本文化遗产的部分提到的人他会找我来问，我算是比较了解日本文化遗产的，但是书中提到的很多人并不是日本真正在文化保护界产生作用的人。所以我在思考在各种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所谓的东方的理念传递到欧洲，到底是通过哪些人传过去的，哪些人的想法传过去了。像是这些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不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个我想是未来做遗产批判、遗产思辨的特别是青年学者应该更关注的。
第三点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作者一直在强调多学科、多元地去研究遗产，我觉得多元、多角度、多学科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合作是非常难的，多学科合作是需要某些学科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这种合作才能有意义，不能都是想从中谋取自己学科的利益。我们在遗产研究和实践中，不能忘掉目标和本业是要把遗产保护和传承下去，而不能在其它学科加入进来后变成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题，那就不是遗产工作了。比如建筑遗产，首先是遗产，建筑只是一个定语，我们不能说忘了遗产去谈建筑。我们经常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忘掉了遗产的本质去讨论遗产。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遗产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