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研究中心|对话︱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 四 ) 王思渝|发展研究中心|批判性

范佳翎：杜老师讲到的最后一条我特别认可。我们不管是做哪一个工作，不管理论倾向和学科背景是什么，当我们在围绕遗产进行研究和实践的时候，最终的目标都应该是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我们所进行的一些探讨实际上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目的。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章节给我触动特别大，就像刚才杜老师和齐老师提到的，有些内容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觉得居然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比如作者在第7章里对“遗产和多样性”的分析，因为diversity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一个目前在遗产领域甚至整个文化领域里非常政治正确的大词，但是这个书里面在讲到“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式的多元文化主义” ，作者在大家都很乐观地、正向地看待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共存的现象时，提出他的批判和反思，他认为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背后真正不同群体、不同文化集群之间的不平等。有了这样一个批判的视角之后，大家再看这样一种类型的遗产时就可能会更深入一点，能考虑到更多的人或群体的利益诉求。看完这一章后，我意识到我们在认识不到位的时候，反而会对一些人群造成伤害，产生不平等的问题。作者说的这种批判性并不是去攻击谁或打倒谁，而是换一个角度，或者说从更多元的角度更深刻地去看待现在大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确的一些问题。
尹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一个经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最开始就像他说的，他是一个受到了正宗的考古学学科训练的人，而且他是做遗产的一个人。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让他认识到了土著人的智慧，以及土著人的观点是如何启发他的，我觉得这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第九章中关于土著的本体论的论述。第二点是关于传统的或既有的遗产研究领域的一个不满，这也包括对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一个不满。这个不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关于表征的问题，也就是权利的问题。刚才讲到当多样性成为一个身份表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会产生负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话语的研究。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好像还指向了劳拉·简·史密斯的研究。因为他认为对于物质性的忽视，是很要命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后文当中会有很大的部分，或者说整个他的三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个实际上就关于物质性。第三个方面也是他去开放大学工作以后，对于晚期现代性变局的一个体察了。我觉得这也是他去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当下的现象，就是他看到遗产呈现出来一种丰富性，也就是我们叫集聚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他的创新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把遗产和现代性放在一起来思考遗产，这是我看了很多文章里好像很少有人去这么做，就是遗产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而且它推动了现代性的进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清楚地给我们分析了时间风险和分类、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种复杂关系，我觉得这部分也非常精彩。然后再有一个他的创新，一个理论的视角，尤其是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提到的集群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对称性考古、物质文化研究和他关于本体论转向的一系列视角。
李光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我觉得我们去认识批判性思维，或者是批判性用在我们这个学科上的一个应该是一种方式和态度，而不是完全说就着这个词，去做一些很负面的评判。尤其在遗产学科的建设、教学方面，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思维引导，这是批判性遗产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