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研究中心|对话︱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 五 ) 王思渝|发展研究中心|批判性

【发展研究中心|对话︱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当我们在做保护和管理的实践工作的时候，有批判性思维不是说骂合作伙伴、骂甲方或者是骂制度，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反思我们在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扮演的角色除了是一个技术性的专家以外，我们所做的决策和实践工作会不会在技术范畴以外产生一些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所以我觉得批判遗产，或批判思维，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对立性的，就是要批评实践工作者所做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更多是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
杜晓帆：刚才有几位老师一直讲对文化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组织提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时候，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文化多样性肯定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用它来强调自己文化重要的同时可能对他人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或者也会被他人以文化多样性为武器变成对你的文化的另外一种伤害。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中期规划会议之中，我给中国方面的建议是我们中国现在应该少提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多样性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现实发展的一个状态，有些政策、理论是不是能够对我们这个国家或者对未来发展有益？我觉得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当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如何平衡“度”的问题非常难的，因此我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文化遗产交流、融合、共融的这种发展理念。每个民族都是在不断地向别人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强调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我认为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要占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
朱煜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中心高级讲师）：
我想讲Rodney Harrison这本书背后的一个语境。他在澳洲的工作实践对他本身的研究和思考非常有帮助。我们这边，可能就两三个礼拜之前，是一周的“reconciliation week”就是所谓的“和解周” 。在“和解周”里，整个澳洲在反思跟原住民的关系，所以考虑的不是怎么去保护过去，更多的是在创伤的、矛盾的、冲突的过去以后怎么和解。但实际上在“和解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能看到的是很多媒体宣讲，也请了原住民到官方媒体、大学、博物馆去做宣讲。但大部分的白人在这一周里面基本上还是在度假、烧烤，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长假期。
澳洲国家博物馆非常注重所谓的包容、多样性和本体论的，有很多的口述史，也大量展示原住民的物件让人们了解原住民的历史，也能够用官方的话语讲述白人在过去对原住民做了些什么，而现在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应该说非常政治正确。但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往往因为这些“物”文化在那边呈现了以后，大家很难通过这些“物”文化去理解背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往往因为我们在物与仪式上面做了很多，反而使人很难更深刻地去理解背后的一些意思或者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所谓的非遗更多的还是在停留在物的表面，并没有能真正进入所谓的土地背后的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穿越到他们的精神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澳洲的确在文化多元、多样性、非遗等方面做了很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它在包容性，以及近几年在和原住民的关系上也做了很多，但是往往我们在有一些好的工具产生的时候，会容易停留在表面。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反而会阻挡我们去真正的理解人与自然、我们跟过去的关系。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太多的去用过去来美化我们现在的政治目的。但当真正碰到创伤的时候，这些多样性、非遗、博物馆的包容性等等，就会失去它真正的作用。这可能是我们一直有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在所谓的遗产的 Critical转型中，还是博物馆的转型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