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侯马盟书：玉片上的朱书文带你“穿越”到东周( 二 ) 棉花匠|棉铃|棉鞋|黎杰|棉花

此时，由张守中临摹，张颔写成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文章描述道：“坑口距地表60厘米到70厘米，坑内大都是牛、马或羊的骨架，牲首方向多为北偏东5度到10度，同时在一些坑内发现了大量的石简、玉块、玉片。”
“经过识字、联句、篇章组合的过程，发现每块玉石上均各书一篇完整文字，最多者98字，一般为92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0.4厘米，笔锋非常清晰，可知其皆用毛笔书写无疑。正因为每篇文字内容相同，这样对复原其章句就有很大的方便……”
郭沫若在看过朱书标本及张颔文章后，也写出《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并首次提出“侯马盟书”一词。文章说，“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盟书，订于公元前386年，距今2352年……每篇铭首一字均为人名，有几个不同的人名。除此之外，文辞大抵相同，即是具体的盟誓……文字的复原可能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文义大体上是可以通晓的。”
文章还提出：“盟首‘章’字当即赵敬侯章。其他不同的人名字是与敬侯同时歃盟的人……除总序外，人各具一盟书，盟文相同，而人名各异，不是把所有盟誓者之名字写在一通盟文之上。”
“两篇重磅文章共同发表在考古学界三大杂志之一《文物》月刊同一期，即1966年第2期。”田建文说。
紧接着，1966年《考古》第5期又刊登了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根据记载周代礼乐制度之一的《周礼》中的“载书”，陈梦家认为，侯马出土石简即是晋国的“载书”。
张守中、田建文告诉采访人员，盟书即载书，但“盟”语意结盟、盟誓，对现代人来说通俗易懂，因此这批朱书文字后来的通行名称是郭沫若确定的“侯马盟书”，而考古发现这个地点就称为“侯马盟誓遗址”。
侯马盟书成为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来，中国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发现。而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古文献记载的盟誓很多，但并没有发现盟誓实物的先例。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我国首次出土的与古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其重要性非同寻常。”张守中、田建文，以及中国考古学会夏商、两周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学系教授谢尧亭等人向采访人员证实。
因价值珍稀，1995年10月，侯马盟书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司空见惯”的盟誓
那么，侯马盟书是怎样来的？它诞生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
田建文告诉采访人员，盟誓是春秋时期的一项主要社会行为。西周初期实行封建制度，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春秋以前，天子与诸侯之间，有约定的誓言，但无诅盟。
“进入春秋时期，诸侯们都无视周天子存在了，开始了大范围兼并和称霸战争，礼乐征伐都是诸侯自己说了算。”田建文说。
无奈之下，周天子开始任命“侯伯”。“侯伯”就是诸侯国里的老大，诸侯国得到“侯伯”任命以后，就可以替周王讨伐不听话的诸侯，也相应拥有称霸天下的资本，即所谓的“霸主”。这时候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各国之间、诸侯国内部的贵族之间，就要靠盟约和誓辞来约束他们之间的关系，统称为“盟誓”。
第一位“侯伯”是齐桓公。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城濮之战”胜楚后，晋文公成为第二位“侯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晋国霸业结束。
春秋早期，晋国发生过分封到古曲沃的庶子取代嫡长子的“曲沃代翼”事件。晋献公汲取其中教训，把直系亲属统统废黜，而异姓卿大夫迅速崛起。最后“六卿之乱”殃及整个晋国，接着“三家分晋”，晋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