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楼|拿穿衣镜当拍照道具？100年前的中国人就用滥了( 二 ) 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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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脱影奇观》封面，1873年于北京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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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脱影奇观》中的照相器材插图。
德贞对“穿衣镜模式”的介绍出现于该书中卷关于摄影艺术的部分。他在小标题“照镜影之法”下写道：“若照影时，背后置一大穿衣镜，其人影照出，而前后俱见。又有照其人影于穿衣镜中，盖镜中之影左衽，返照于聚影匣中而影则正。”细按文意，他在此处介绍的实际上是两种拍照镜影的方法，但都使用了“大穿衣镜”。一种是利用穿衣镜拍照出人的前后两面，另一种是只拍摄镜子中的影像。后者的奇妙之处是镜子里面的倒转映像，在照相机（即聚影匣）的取景器中又被转为正像。穿衣镜和照相机因此又一次被联系在一起，这次在于二者都能够把形象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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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脱影奇观》中的“照镜影之法”。
德贞无疑在来中国之前就见过这类穿衣镜照片。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在中国将其付诸实践，或者《脱影奇观》的读者中是否有人曾尝试制作这类照片。但这份文献清楚地说明，使用穿衣镜拍摄肖像的方法在1870年代就已经传到中国，而这个技术和艺术的传递是随着宗教和科学的传布到达东方的。
二
流行于影楼的穿衣镜
1897年5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上登出一则题为《照像新法》的广告：“小号耀华新法照像，能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赐顾者请尝试之。拋球场东首亨达利对门耀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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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华照相馆《照像新法》广告，上海《新闻报》，1897年5月26日。
这则短短的广告对我们了解穿衣镜摄影模式在全球的流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相当可靠地敲定了这种模式在中国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在此之前，虽然像德贞这样的旅华西方摄影家知道这种摄影方式的存在并以文字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使用穿衣镜拍摄的照片；而当商业影楼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出现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引入这种肖像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耀华照相馆在1897年刊登这个广告时，把“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的穿衣镜肖像说成是“新法”的原因。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照相馆的一些典型作品进行分析。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耀华照相馆是上海商业摄影的“四大天王”之一，极为自觉地争取和巩固其作为界内时尚领袖的地位，我们可以由这些照片进而思考穿衣镜肖像代表了什么意义上的“新”，它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视觉文化又有何种更广泛的影响。
在19世纪末期数以百计的上海影楼中，耀华照相馆最自觉地以各种“新法”吸引顾客，也最明确地追求中西合璧的肖像风格。这个照相馆坐落在上海最繁华的大马路上（即今日南京路），在上海人用作地标的亨达利钟表行的斜对门。图中的历史照片摄于1895年前后，显示影楼位于一幢西式双层建筑中，门口两旁橱窗里展示着用于招徕顾客的产品，门上方的英文招牌写着“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Sze Yuen Ming”是照相馆创始人施雨明（1861—1935年）——更多时候被称作施德之——的广东话发音，也是耀华的英文名字。施德之是个出生在香港的中英混血，英文名字是Star Talbot。虽然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个英国水手，母亲是个福建女子，但当他闯荡到上海，娶了花旗银行伦敦分行首任经理奥古斯都·怀特（Augustus J. White）的孙女之后，为自己找到了经济后台和社会资源，于1891年购得沙为地照相馆（H. Salzwedel & Co.）的全部设备，之后将其改名为“耀华”——或“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