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赵柏田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二 ) 梁启超|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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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期间伪造的《戊戌奏稿》，长期以来误导了一批历史学者。1974年，历史学家黄彰健根据宫廷档案重新整理出了康有为戊戌年奏折的原件，并加以考证，编撰成《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一书，才使一段欺蒙历史学者多年的学术公案尘埃落定。而康有为制造“伪史”的过程也浮出水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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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新政”大起底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京会试期间三次向清帝上书，言改革事，最为世人知。其中的设立“议郎”一说，常被用来证明其有着与西方议会制度相连接的“议院”思想。
其实这不过是后世解说者的一厢情愿。康根本不是从西方的政治学说来理解西方的议会制度，他是遵“汉制”、从中国的传统经典来解释的。按照康的“大同三世说”的观点，孔子学说高于一切，已经包括了西学的全部精髓，西方之所以强，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孔子，进而采用了孔子的学说。青年梁启超言必称“议院”，23岁时在《时务报》发表《古议院考》，开篇一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感情上排山倒海，却也说古代中国“虽无议院之名，却有其实”，《易》《书》《周官》《记》《孟子》这些儒家经典已经包含了一切。以中国古事证西事之法，本就是那个时代的学人屡试不爽的一个宝器。
换言之，康、梁虽大声宣扬西学，歌颂“民政”、“民权”，但到底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终究还是不太明白。茅海建用庞大的篇幅起底康有为的这些新政建策，就是为了披露“西政大师”现代知识的无知。
变法前，清廷财政已陷于极端的困境，战争花费了大量军费，最后又须赔偿日本巨额赔款，为走出财政困境，康提议“户部用精工制钞”兑换银号现银，又建议仿日本大量印发纸币。此策若真的推行到十八行省，银号、钱庄恐慌，金融市场混乱，必将引发一场雪崩式的灾难。而“其大者户部助其资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又势必将发钞的户部直接拖入债务危机，也就没有后来的辛亥年什么事了。设若清廷此时潜心向日本学习，进行币制、税收、财政、金融的全面改革，所需时间当在十年以上，若仅是贸然仿行日本印发纸币，适得其反。康的建言，不思引入近代新式银行制度，建立信用，不思改革财政制度与库藏体系，只想着开动印钞机走出财政困境，奢想机器一开，“可得万万”，无疑是对民间资本的掠夺，可知他对近代金融制度和国家财政体系根本不了解。
康还有个大借外债的主张，“臣闻西人国势贫弱，恒有以借债为保国之法者，中国胡不重而行之？” 发异想要让留美学生出身的容闳去美国借“二三万万两”，以长江各省厘金为抵押。当时的借款方式是借助外资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中国国债，清廷以海关收入为抵押，中国国债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本已不稳，长江各省厘金收入偿还能力有限，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敢冒风险承办。康没有近代金融知识，也不了解国际资本市场，把容闳当作能在美国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大腕，可见其在金融实务上的天真。
当德居胶州湾、俄国进据大连时，康自以为能，提出联英联日的外交策略。极度缺乏近代国际知识，情报极不正确，仅知英、日与俄国有矛盾，就想用传统的以夷制夷的老套路，他以为还是苏秦、张仪的时代吗？
其关于铁路、造船、铸币、开矿、邮政方面的献策，也大多没有操作性。康没有相应的经济学、历史学知识，也没有相应的实践经验，不知其难，所言甚为“轻率”。其关于海图、水营、海军人才的建方，错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