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赵柏田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三 ) 梁启超|清廷

变法期间，康、梁对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建策成就最大者三项：改科举，兴学堂，建立译书机构。维新前，设立经济特科，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些新气象是变法的先声，也为康梁的进取作了铺垫。另一些建言如委派出洋游历、报馆与报律、禁缠足、孔教会、保国会等，亦效果不佳。
康有为阐发总体改革思想的《上清帝第五书》《第六书》，茅海建更是认为，“只有康这样的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才会想象得出来”。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建策，是设立“制度局”和“待诏所”。制度局是康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机构，表面上是政府咨询机构，实际运作起来，则是政治决策机构，通过这个机构，他将成为光绪帝身边的谋臣，主导中国政治的方向。按照这个新的政治体系的设计，最上层是制度局，其下是执行部门十二局，再往下是道一级的新政局和州县一级的民政局。这种设计与军机处、总理衙门有着很大的权力冲突，也与慈禧控制光绪帝的政治威权结构有着很大冲突，势必难以推行。茅海建认为，这一设计恰好暴露了康对权力的无知。改革是体制内进行的运动，政府是改革的主体，从世界各国改革看，以初始阶段即做如此大的政府变动是前所未有的。改革不同于革命，须在体制内进行，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和当政者的支持，“他们只看到了体制上的弊端，看不清体制上的突破口。”
起底康的这些政策设计，最不成功者多为外部事务：发行纸币、大借洋款，可谓失计；“以教制教”，联英联日，可谓大误；至“借才”“合邦”，则达于荒谬。关于科举、学校，本是他们专长，清廷予以采纳，关于设立政治经济部门、专利法等项，清廷交给了职业官僚，至于财政与外交的建言，清廷全无采纳。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期的《变法通议》，所阐述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设计，来源于康，并在科举、教育等内容上有所细化，但仍未脱“书生议政”的一般弱点，“号召性强，可行性差”。
书生议政，不着边际，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通病。中国的知识传统造就了康、梁这样的自以为能定策天下的英雄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些文化英雄有着奇异的思想，还自以为有着非凡的决策能力，而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尚未发展出完备的研究型的决策机制，让他们以新学家、时务家的身份来指导这场运动，已是勉为其难。英雄多歧路，大道难施行。
政变夭折了变法，但即便没有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以康派微弱的政治力量，以康难以落地的政改方案，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反思道，“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说的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的落差。

文章插图
康有为、梁启超
书生：思想的底色
一直以来，都是把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看作一个政治史事件，很少去探究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动因。《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开篇，提出了一个思想史的命题：在当时“中学”“西学”的语境下，康梁的思想底色以何为主？他们“西学”内容究竟为何？再者，从康基本中式的学术思想到部分西式的政治思想，再到看起来非常西式的政策设计，如此“迂回返转”的思想流变，该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一从政治史向着思想史的转身，茅海建自称是“脱鞋趟水过河”。
种种迹象表明，康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书斋的学者，他还是一个有意于政坛的剑客。政治用心一直包裹在他的学术外衣下。他们原本设定的道路是“创制立教”，康梁的政策由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一转而为假君权以雷厉风行，是因为他们走近了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康的早期著作《康子内外篇》中，已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君主的权力。黄彰健先生有一个发现，康、梁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康有了机会接近光绪, 他便要利用皇帝的独尊，以开塞之术行变法，茅海建私下评论黄先生学问，“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不一定赞同此说，但他也承认康操纵政治权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