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赵柏田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五 ) 梁启超|清廷

克罗齐说，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思想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这场变革运动中思想与行动的分裂，正见出了近代中国史的吊诡。
观念的法相，行动的肉身
从读书看康有为思想的境界也能透露出一点信息：在《桂林答学》里，康曾为桂林学子开出三十三种书目，宣示他的“外国”“外学”。
康说：“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
从中既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变化，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学说的精义。“外国书”被放到了夹缝之中，与小学、职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
这就是一代“西政巨匠”“西学大师”的学问底色。对这些思想细节的还原，或许正可以“移开那些庄严的法相，还他个有血有肉的世俗之身”。
梁启超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检讨光绪年间一班“新学家”的“学问饥饿”：康、梁、谭辈欲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已为时代所不容。原因在于，其一，旧思想根深蒂固，其二，外来的新思想，“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以至于“支绌灭裂”。此后，他开始就西学而言西学，不再用中国经典去比附、去解读。
政变后，康梁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其途。梁在民初较多介入政党政治，袁世凯称帝后参与发动了“护国之役”。康入民国后一直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参与了张勋主导的复辟。晚年，康在海外游历，他的《大同书》不再是为一个政权、一个族群所设计，而是为整个人类设计的未来，但快速变动的世界，使他对人类必然走向他指明的大同之路的自信，在一点点衰减，他的弟子对他的信仰与崇敬，也在一点点减退。
对戊戌时康梁思想图景的立体式探究，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政治的思想从来都不只是政治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了解思想在广大社会中“如微血管中之血液周流”，更提醒我们，不能随便把思想视作实际。
撰文｜赵柏田
编辑｜李阳张进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