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赵柏田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五 )
克罗齐说,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思想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这场变革运动中思想与行动的分裂,正见出了近代中国史的吊诡。
观念的法相,行动的肉身
从读书看康有为思想的境界也能透露出一点信息:在《桂林答学》里,康曾为桂林学子开出三十三种书目,宣示他的“外国”“外学”。
康说:“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
从中既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思想变化,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学说的精义。“外国书”被放到了夹缝之中,与小学、职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
这就是一代“西政巨匠”“西学大师”的学问底色。对这些思想细节的还原,或许正可以“移开那些庄严的法相,还他个有血有肉的世俗之身”。
梁启超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检讨光绪年间一班“新学家”的“学问饥饿”:康、梁、谭辈欲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已为时代所不容。原因在于,其一,旧思想根深蒂固,其二,外来的新思想,“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以至于“支绌灭裂”。此后,他开始就西学而言西学,不再用中国经典去比附、去解读。
政变后,康梁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其途。梁在民初较多介入政党政治,袁世凯称帝后参与发动了“护国之役”。康入民国后一直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参与了张勋主导的复辟。晚年,康在海外游历,他的《大同书》不再是为一个政权、一个族群所设计,而是为整个人类设计的未来,但快速变动的世界,使他对人类必然走向他指明的大同之路的自信,在一点点衰减,他的弟子对他的信仰与崇敬,也在一点点减退。
对戊戌时康梁思想图景的立体式探究,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政治的思想从来都不只是政治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了解思想在广大社会中“如微血管中之血液周流”,更提醒我们,不能随便把思想视作实际。
撰文|赵柏田
编辑|李阳 张进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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