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我突然对这个衣冠楚楚的傻瓜感到极为愤怒托马斯·德·昆西|法国|俗物|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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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 1821~1867），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
对法国人百般嘲讽的法国人
愤怒的波德莱尔，苦涩的波德莱尔，牙尖嘴利辣手摧花的波德莱尔。 “我厌恶法国” ，他在一则散文断片里说， “尤其是因为法国所有的人都像伏尔泰” 。
他的文章散发出醉意，借着酒劲吐露了对伏尔泰以降法国人的清醒理性、明达博爱的面貌的憎恶。我们常说“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波德莱尔厌恶的是“装醒” 。装醒之风增进虚伪，彬彬有礼的社交场被他厌恶，整个彬彬有礼的阶层都从其中获得优越感，认为自己的高级是全面的，达到了无死角的程度。巴黎的新年，一个粗汉手拿鞭子，赶着一头驴快步而来，街角走出一位衣着体面、戴着手套、面孔光亮的先生，他毕恭毕敬地对驴鞠了一躬，摘下帽子说：“祝你快乐幸福。 ”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
“我突然对这个衣冠楚楚的傻瓜感到极为愤怒， ”波德莱尔写道， “我觉得他集中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 ”
兰波在《地狱一季》里发表了他的“坏血统论” ，波德莱尔对法国人的精神百般嘲讽，他们为法国人松开了绳索，使其好一阵轻松，之后，有时法国人几乎能享受地嘲弄自己这个民族。他憎恨一切俗物，俗物彼此都相似，我赞美高山，你也赞美高山，我彬彬有礼，你也彬彬有礼。 “体面”是这“俗”的一个实例。波德莱尔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诗和文章是写给谁看的：要是引得大家都追随他，那也没什么意思；要写就写给那些会被他激怒，却不会被轻易说服，更不会一时兴起效仿他的人看：对了，就是那些一旦失态，自己先窘得不行的巴黎体面人。
越是追求体面，越表示这个人不肯承认人的真相。人天性善良，这种或许可以松散地上溯到卢梭的观点，被波德莱尔扯得粉碎。原始的邪恶，原始的反常，这是人性里最主要的东西，哪怕是最纯洁的人也是如此，因此，人会成为罪恶的同谋。可这是怎样的一种“罪恶”？在《恶之花》的《祈祷》一诗里，波德莱尔大大方方地说到了撒旦，并向其致敬：
“荣耀归于您，撒旦我的君主！/您统治着人间、天上和地府；/无限孤寂地享有您的长梦， /充满着内疚，沉浸于悔恨！”
如此赞美撒旦的人，并不是因为手上罪行累累，干脆自我托庇于黑暗；波德莱尔眼里的罪行不在于害人，而在于害己。他的撒旦诱导人去做对自己有致命危险的事情，去自残自损，这样做，是表达对于通行于世的法律和风俗的轻蔑，因为法律和风俗代表了主宰社会的权势力量，是维护社会体面的工具。上瘾，在他的生平和诗作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伤害他的身体的瘾品，是他个人生活和灵感的需要，但他也不像源远流长的俄耳甫斯教派那样，对酣醉作纵情的歌颂，相反，在《恶之花》那一组关于饮酒的诗里，不难看出酗酒的危害：
“现在我自由而孤单无靠， /今晚就要喝得烂醉如泥， /变成一只死狗躺倒在地， /看还有什么能把我骚扰！”（《凶手的酒》）
“酒神”在他这里并没有地位。酗酒的画面在他的笔下一向是可怕的。比酒更可怕的是毒品。他把有名的瘾君子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书翻译了一部分，德·昆西几乎是波德莱尔的一位榜样，他在以清规戒律繁多著称的英国，忍受着贫寒、饥饿，服用鸦片25年，并用文字来记述了上瘾后的种种体验；虽然很是欣赏，可波德莱尔仍然拒绝文过饰非，仅仅美化毒品给人带来的感受，而否认其后果。在《人造天堂》一书中，波德莱尔用精确的表述，从药物学的角度分析了大麻、鸦片和酒精，也述说了人不能拒绝毒品的理由，他说，他知道“一个高贵的人” ，明智、能干， “一直与这种如此特殊的罪孽作斗争” ，是怎样的绝望。

法国|我突然对这个 衣冠楚楚的傻瓜 感到极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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