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长大成人——《拉扯大的孩子》前言( 三 ) 母亲

书看的挺多，但我的论文迟迟没有进展。我的副导师（学部实行双导师制）也是我的女性主义启蒙老师郑新蓉教授着急了。她常常替我们这些迟迟无法毕业、带着拖油瓶的女博士们发愁，希望我们不要总是“输入” ，不要总是“消费” ，更要“生产” 。她希望我跳出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看见更多的普通女性、普通母亲。为此，郑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精读了《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这本书成为我由关注孤立的个体家庭转向关注家族和历史的关键。我第一次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与我同样有着痛苦经历，但最后实现经验回溯、叙事疗愈、结构反思和文化超越的“同伴”们。我开始觉得没那么孤独，开始感到自己的选题在走出了个体家庭的局限时，还有一点时代共通性。我试着走出女儿的角色，从一个知识女性的角色去看待父亲、母亲和自己。我的论文开始于一个自我研究，但最终又不是一个自我研究，或者说，真正的“自我研究”绝不拘囿于自我。
这个时候，我刚好在“康门”读书会导读了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泽利泽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最初，我是作为布迪厄和泽利泽的“迷妹”、带着粉丝崇拜大神的敬仰之情来导读的。怼天怼地的康老师又忍不住了，他认为布迪厄最终没有突破结构决定论，而泽利泽最终也未能走出儿童的经济价值决定论。一众同门迅速分为两派唇枪舌剑，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但关键的是，康老师打碎了我对布迪厄和泽利泽的“滤镜” ，敦促我完成了对布迪厄理论的再反思，最终我在《“文化区隔”与底层教育的污名化》一文中，开始了对“布迪厄神”的批判，也找到了关键的理论对手。
沉默而敏感的我，天生适合在社会田野里撒欢儿、打滚儿，做了母亲的我又多了几分体物入微的本领，听故事讲故事已变成“长”在我身上的能力，但还没有内化为一种使命。彼时，家族的大爷爷还健在，接近百岁高龄。我抚着他干枯如虬枝的手，听他模糊不清的吐字，看他眼角冒出的眼泪，不知不觉间已动容、动心。大爷爷说：“灵芝（我的小名），等我死了你烧给我。 ”他是想说，我等不到你毕业了，如果有一天，你写成书了，就在坟上烧给我。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大爷爷已经去世了，始终未看到他的故事成文。生命与时间，哪一样都不等人。
就在与老一辈人谈天说地的过程中，文化生命的流转让我叹息、扼腕、沉醉、爱慕、神往。每次我哄孩子入睡后，起身披衣，儿子睡眠的鼻息在侧，我在电脑上整理录音稿的时候，有如夜灵附身。对，我爱上了这件事，我爱上了这样的我。很快，我的田野资料已逾40万字。跨越百年的历史，几十个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我要怎样去呈现？我怎样才能完成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托付？文字之爱是一回事，文字的理性是另一回事。
我只好从这些故事和热爱里暂时抽身，再一次“自我流放” 。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接下来的一整年，我辗转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的课堂，听渠敬东老师的《论法的精神》精读课、李康老师的西方社会学史、陈建翔老师的家庭教育课，雷打不动地参加康永久、陈向明、郑新蓉老师的读书会。这段时间一点儿都不轻松，我头脑里各种观念在打架。尤其是在“技术”“自然”“资本”“市场”“劳动”“焦虑”等关键概念上，康老师是自恋乐天派，郑老师是苦大仇深派，陈建翔老师是自然佛系派，陈向明老师是温和行动派。他们也天天在“吵” ，君子动口不动手，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天天吵架。这些恩师观念、立场各不相同，我精神上受折磨极了，经常为此怀疑人生。但本质上，是我自己的观念根本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只能当理论的“墙头草” ，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