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乔伊斯、叶芝、王尔德，都柏林有着怎样的千年故事？( 三 ) |大卫·迪克森|都柏林:沧桑与活

人们对都柏林历史的学术研究收效甚微
当时曾有两个旨在挖掘都柏林历史的项目。第一个是《都柏林古代纪录年表》（Calendar of ancient records of Dublin）的出版，这项工作早在1889年就开始了，最后一卷，也就是第19卷，于1944年出版。该书由约翰·吉尔伯特爵士（Sir John Gilbert）及其遗孀编辑完成，是1447年至1840年政府重组之前城市管理部门发布官方政令合集的评述版。这些珍贵资料同其他重要市政档案一起并没有受到公共档案馆大火的影响；这套书记录了城市深层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能够得到当时民族主义地方政府的认可，得以完整出版，实属不易。
吉尔伯特在19世纪50年代曾写过一本关于都柏林城市发展历史的著作，颇具创新意义。他终其一生致力于档案搜集、整理、保护和出版工作。他是倡导对城市档案进行专业保护以及爱尔兰公共档案馆建设的主要发起者。另一个“政权末”（fin de régime）项目则完全是非官方的——成立于1908年的“爱尔兰乔治王朝学会”（Irish Georgian Society）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组织的，政治倾向主要是统一党派，公开的使命就是整理和出版都柏林的建筑和装潢历史，即18世纪漫长的“古典”时期的建筑史。到1922年的时候，已经出版五卷，包括1916年复活节起义和1922年内战时毁坏的很多建筑和档案的详细图片和文字记录。到了这个时候，使命的初衷已经不知不觉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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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乔伊斯、叶芝、王尔德，都柏林有着怎样的千年故事？】约瑟·都铎1752年所作全景画，从伯格的图书馆建筑群延伸至荒芜的林森德半岛和繁忙的都柏林湾。《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插图
这些事件之后，人们对都柏林历史的学术研究收效甚微。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老都城融入新爱尔兰的过程颇为艰难。其特别的英系历史经历使其无法轻易适应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大环境。对新政权来说，公民道德建设完全排不上议事日程。无论是位于城中的民族文化机构，还是当地政府，即都柏林市政厅，都没有资源和远见支持和发展都柏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由个人爱好者管理的一所城市博物馆于1944年开馆，一直低调运作。国立博物馆对都柏林历史的处理态度（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仅限于庆祝一下复活节起义而已。
“老都柏林学会”成立于1934年，几十年来，一直是学会的业余爱好者将都柏林的过去展现在大家面前、让人们熟知。他们偶尔也会发表演说、呼吁对其进行保护。通过回顾，我们看到1952年出版的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的著作《都柏林社会和建筑史》（Dublin: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这是对都柏林历史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开始。这本书对都柏林两百年来的自然历史所做的讲述，文字优美、描写细腻，不仅高超的学术水平贯穿始终，其说理过程也是透彻、深刻，入木三分。克雷格认为，由奥蒙德伯爵提供保护的“复辟之城”是“乔治王”时期都城的仿制品。其全盛时期是在18世纪晚期，社会和政治领域由新教统治阶层全面掌控，到1801年英-爱议会联盟成立之后便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克雷格的这份研究很有价值、一版再版。最近三十年里也出版了很多关于都柏林历史的书籍，数量大为可观，前所未有，部分可做典藏，其他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读物。再就是贯穿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论战：当时，在伍德码头（Wood Quay）和基督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之间发现了维京时代的文物宝藏。公众对这座中世纪小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一个考古研究项目一直处于进行当中，并且以《中世纪的都柏林》为名出版了系列专著，借着这样的东风，遗址得以保存下来。无论在考古、建筑还是文献方面，对中世纪后的研究，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著述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