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戈尔曼|忧虑，人类理性赐予的沉重礼物( 二 ) 安东尼·吉登斯|奥戈尔曼|忧虑

然而，在汹涌的启蒙思潮中，我们很难苛责斯宾诺莎对理性的推崇其实掩盖了部分的真相：忧虑或许并不源于理性的匮乏，而是理性的过剩。从各方面来说，忧虑者都是一个典型的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现代自我”：善于自我监视、自我规训。这意味着在一个“上帝已死”、习俗崩解的时代彻底依靠自己为每一个选择搜集信息、分析判断，并对自己选择的得失进行反思和矫正。忧虑者拥有强大的理性，可以在选择中仅仅依靠自己，但也正因为依靠的只有自己，所以每一个选择的后果都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忧虑就在选择的徘徊中悄然滋生。
可以说，一切烦恼选择始。学者何春蕤等就曾在《民困愁城》中专节论述过吉登斯的“现代自我”与现代忧虑症之间密切的关系。不过在奥戈尔曼看来，个体的忧虑可能也并非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宿命，而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也在无孔不入地缔造有关“选择”的神话，广告和市场营销等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础要件，常常承担神话缔造者的重要角色。在这种话语中，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被界定为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非其他的因素。相应的，如果结果未能得偿所愿，也完全是个人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者陈纯菁对中国保险市场的调研发现中窥见端倪。据《生老病死的生意》一书记述，国外的保险公司在中国推销的过程中，较为成功的话术都会强调投保是一种“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选择，借由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我们能极容易唤起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感——如果不投保，万一出了风险，完全就是自己的“过失” 。对个体选择的过分强调,也能轻松成为阻止追问结构性问题的借口。过度沉溺于忧虑中，可能同样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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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克画作《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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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现实主义”的力量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忧虑总归还是一种偏负面的情绪。不过，回到开头处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一个免于忧虑的生活是值得欲求的吗？大多数人之所以会迟疑，也是因为我们多少或许都看到了忧虑所具有的正向作用。比如，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有忧虑的事儿，也意味着我们有着改变生活的积极渴望，所以才会为结果是否顺遂人意而提心吊胆。用奥戈尔曼的话来说，忧虑让我们免于虚无或者疯狂。如果我们觉得一切的改变都不会影响结果，我们不会忧虑，这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奥戈尔曼对忧虑的一个真正关键的洞察：至少在个人层面，忧虑感的真正对象往往都很有局限性，也是在心理的“掌控距离内”的事。它们不是所谓宏大而“不切实际”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觉得付出行动“有可能改变”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焦虑绩点、互联网从业者焦虑过度竞争、父母们焦虑着“鸡娃” ，这些社会对焦虑的热议，可能也好过没有有关焦虑的讨论。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再焦虑，可能是更危险的信号。
忧虑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忧患” 。对于许多的忧虑者来说，对现实保有忧患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逻辑。徐贲等学者将这种心态称作“抑郁现实主义” ，它指的是习惯以质疑、批判的态度审视现实，始终不满足于现实既有的成就并因此不断思索着现实繁荣下潜藏的问题，以及规避问题的方案。同时，抑郁现实主义也不是“抑郁” ，它有着悲观主义的外壳，但内里却并不放弃任何行动的努力。在徐贲看来，卡夫卡、哈代、奥威尔这些常常忧虑却又极具行动力和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是抑郁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