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麦家：当代文学为何更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通道？( 二 ) |博尔赫斯

另外，我写作就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是带着名利心写作，我想一个人不可能经受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一转眼整个青春都没有了。我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锻炼身体一样，那是我的一种生活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一旦要走向创作，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动力，而是要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推动持续的写作。除了本身有这种欲望，还要对这个世间的某一种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深切的爱，单单对一个人都不行，这种不会持续，只有对某一个整体有强烈的爱或者恨的时候，人才会去进行创作。比方说，为什么民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作家爆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有深切的爱和痛彻心扉的恨，有强烈的表达欲。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情报机构，遇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我至今都还是深深地崇敬他们，我爱他们，也对他们感到同情。由于我遇到了这群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身上那种高洁的品质以及他们卑微的、凄凉的现实。这是我真正走向创作、持续进行创作的非常具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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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书架前翻阅图书。（中新网资料图片）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人员：您笔下的那些英雄结局都不太好，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美满一点的结局？还是跟您自己的经历有关？
麦家：跟我的人生观有关系。一个人的结局，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人，还是我们纸上塑造的人，终归是两个结局，要么喜要么悲，我说了我的乐点特别高，我不能接受一个人最后用一种很欢喜的方式来结局，我觉得那不真实，那不是属于我情感认同的一种结局。
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悲和喜：容金珍最后疯了，但是他用这种方式破译了密码，用身体被摧残的方式，解决了黑密的密钥。他疯了，本身是个悲剧，但是密码被破了，又是一个喜剧，悲和喜从何谈起？我写作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绝对地去看人、看世界，越辩证越真实，也越接近真理。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人员：一些人认为让人高兴的作品比较浅，悲剧或者说黑暗一点的作品更深刻，您认同吗？
麦家：我不接受这个观点，不能说苦难的悲剧的东西就深刻，我觉得什么样的作品都需要。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包括现代派探索性的作品都需要深刻。这才是人生，是世界万象，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
对于一位具体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要找到符合自己人生观的调子，你让我去写喜剧或者特别励志的，我可能写不出来，有些勉为其难。但换一个人，让他去写悲剧，他可能也写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写符合自己人生观或者世界观的作品，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把内在世界，对人生、对自己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就可以。
坦然、真实地面对自己，越充分地表达自己，有一天当自己创建的世界被人照亮，你的独到性就会被别人认可。例如1991年我开始写容金珍这样的英雄人物时，人家不接受，我记得《解密》反复被退稿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家都已经反英雄写小人物了，你还写英雄？”但转眼间时代就又发生了变化， 10年过去，读者对那种底层写作、私人化写作已经开始厌倦了，进入2000年后，人们又开始呼唤英雄，一定意义上来说，我的作品是符合了时代、读者的呼唤。这就是坚守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