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茜妮|文化|哑女|种姓|制度|人类

在孟加拉语里，女主人公“素芭茜妮”是“妙语”的意思——就世俗意义而言，哑女素芭却取名为“妙语” ，毫无疑问是一个反讽；就终极意义而言，这却是一个具有悖论色彩的命题：“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
【文化|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婆罗门教之下的种姓制度，本来就让处于支配地位的女性几乎没有权利可言，即使是正常的女性，比如素芭的两个姐姐， “费尽了周折，破费了钱财” ， “好歹出阁嫁了人”；更不要说，在种姓制度之下，被视为造物主的诅咒的哑女素芭命途多舛， “父母为操办她的婚姻大事而焦急不安，村人也到处谴责他们，甚至要把他们逐出种姓的流言飞语，到处扩散着。 ”制度设计往往来自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的浸染，如果信仰只不过是世俗社会等级森严、男女尊卑的折射，那么追求平等就是虚无缥缈的镜花水月。正因为此，品达洛司的诗句说得很对， “习俗乃万物的主宰” 。（转引自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第38节）于是，一个又一个失语的哑女素芭，或者说话能力正常的苏盖茜妮和苏哈茜妮，在恶风劣俗、种姓制度等的支配之下，都将成为失去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千百年来，女性没有说话的机会，没有发声的渠道，没有文字记录她们的痛苦和呼声，没有人关注她们被奴役、被侮辱的命运。素芭的命运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隐喻。
泰戈尔在1893年写下《素芭》，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是对东方文化总是处于被书写地位的一种反拨。其实，在为失语者发声的事情上，没有必要过分看重地域、文化、时代等因素，也不必看重话语权力体系的评价，因为失语者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从《诗经·氓》《奥德赛》到《简·爱》《安娜·卡列尼娜》《莎菲女士的日记》《求乞的女孩，阳光跪在你面前》，无一不在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为第二性，为性别特征，为遭受的侮辱与损害，为无法洗刷的污名化，为不断累积的苦难与悲怆，为亘古不变的平等和正义。
平等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之一，是各种文化都推崇的核心价值观。男女平权至少关涉人类的一半，甚至关涉人类全体的身心健全——因为母亲是人类的第一任老师，显而易见，如果人类的第一任老师不能理解并享有平等，无论是从逻辑层面还是从事实层面来看，其子女理解并享受平等就是小概率事件；而缺乏平等理念、风俗、制度、法律的社会、民族、国家，也将大概率无法形成良风美俗、美政善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获得平等的权利，意味着人类全体获得解放和尊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秋瑾在《勉女权歌》中说：“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也不难理解，为何从1848年在纽约州塞尼卡瀑布城召开第一次女权大会以来，女性（女权）主义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男女分工越来越不是那么明显，并不像以往采集、狩猎、畜牧、农耕、商业、工业文明时代那样固守性别的牢笼，而是奉行不论性别、更不以性别论高低贵贱的价值观。信息文明将男性和女性从繁重、紧张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此男性不再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工作更适合女性承担。因此，男女平权、性别平等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已经或正在走向文明，正如胡适所说，端看这种文化对待女性、小孩的态度。而一种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创造力，是否能挣脱强权的束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文化看待女性的价值观是否能与最先进的价值观保持同步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