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张伯驹年谱》：凡涉及他的故事，都是传奇( 三 ) 张伯驹|年谱|燕都|杂志|余叔岩

以此数“痴” ，移评伯驹，亦无不当。伯驹之词，虽浅而挚且有致，虽淡而清而有情，不求与古人合而能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异而能与古人异。近世之人，词之卓然一家者罕有，伯驹居其一也。伯驹更有临终之作《鹧鸪天》，竟纯以气象胜，一洗平生婉约纤弱，堪称绝唱。其词曰：
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自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沉着开阔，深挚自然，足证伯驹在其生命结束之际，不仅心安理得，且由“痴”而“悟” ，升华到另一番境界，实非寻常词人所得企及。
以伯驹不世之才华、不世之际遇，驽钝如区区我者，研读伯驹生平成就，直似勉力攀登蜀道，纵不敢有丝毫懈怠，犹是兢兢战战，徒嗟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三
我自读伯驹《丛碧书画录序》而兴长叹，其所谓“世传有绪” ，付出之代价即《史记》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牺牲，此亦中华文化之最能动人处。
由此思及中国之著名悲剧故事，为营救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与程婴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舍命救孤与以命养孤孰难？公孙择其前者，程婴取其后者，皆竭其全力完其义，尽其责。
迄至近代，中国遭逢陈寅恪所云之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历史的舞台，重新又上演了一回《赵氏孤儿》。
当此时也，梁巨川、王国维选择了饰演公孙杵臼，张伯驹选择的则是程婴。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选择做公孙的、选择做程婴的，都各是一大批中国之一流人才，倾其所有，义无反顾。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位程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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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此种精神感召之下，鉴于张伯驹研究之不足，我自2002年起，发愿欲为伯驹留下一部信史，亦为自己能在心灵深处建起一座庙宇，以伯驹为偶像，崇之奉之。奈何限于自身水平与条件，积十年之力，阅千万字，九易其稿，草成年谱初编。检视其缺漏之处，自知犹是数不胜数，仅得聊胜于无耳，幸诸方家视之勿以学术相衡也。有云昔日王国维先生灵前，陈寅恪先生系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值此张伯驹先生冥寿一百一十五周年，我即以此部年谱，作大礼参拜焉。
2013年5月30日于北通州新华西街新寓
[庚子岁再校后补记]
2013年5月完成《张伯驹年谱》初稿，并且请了挚友孙郁先生赐序，即准备交出版社付印。不料网络迅猛发展，突然又出现了关于伯驹先生的大批资料，张伯驹研究亦掀起一个小高潮，相继推出了寓真先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张恩岭先生著《张伯驹传》等多部著述。作为年谱编纂者，逢遇“高潮” ，反而不能迎头而上了，对新的资料需要予以再次甄别确认，只好暂时把年谱的出版停止下来。这是很对不住孙郁兄及各位帮过忙的朋友们的。还有一位对不住的朋友，亦需要正式道个歉，就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家曾永辰先生。
大约是在二十年前，萧乾与文洁若夫妇曾向百花社的董延梅介绍过我。董延梅那时在出版界，如同今日企业界的董明珠，同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董延梅因萧文说项而注意到我，大概是又看了几篇我的习作，然后交代给曾永辰说， “你要去给靳飞出一本书” 。这样，曾永辰从文洁若那里要了我的联系方式，与我见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