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论研究的突围：思想方法的问题 |林纾|中国文化|古文|章太炎

近四十年来的古文论研究成就斐然，有很多填补空白的成果，有很多精彩的个案和专题研究。但多少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的平滑、均质和细碎等问题，在研究和思想的整体性方面不是那么令人满足。这或许与方法论及其背后的历史观有关。有些研究的目的是让过去从现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事物呈现出“本来”的样子。这种全力发掘真相和重建历史的想象相当勇决，并且自认研究的朴素和真理性。不过，从史观上看，其思想依据多基于连续、均质的时间绵延，在此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貌似确凿真切，但其实粘着而孤立，这类研究看似追求客观超越，但其实掩盖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各种关涉。研究的结果，一方面是对材料的崇拜，无视研究的选择性和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与古人的单向“同情” ，更增加了主观性、心理性或随意性。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历史主义取向的研究，不仅会失掉研究在古今观念同异方面的敏感，而且会失掉研究本身的现实感。
先谈谈敏感性的失掉。由于对历史的理解基于连续、平衡、均质、雷同甚至空洞的时间绵延，导致研究忽视古今差异及其间的结构性变迁，完全可能以今天的时空理解和人情事理去测度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文情怀意绪，以某种现代观念加诸古人身上。比如对近代文学观念的理解。据说五四时期在诸种西学影响下，提出了一整套论述，是新的知识论和宇宙观。研究者以为新的出来就可以笼罩一切，改写一切。这种看法其实是对现代转型的“简化” 。五四前后或者说19世纪的后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初的二十年，此间文学和思想的新旧矛盾、雅俗碰撞、中外龃龉，非常复杂，诸端差别，而且飘忽迅疾，变化很大。研究近代文学观念的意义，或许更在于认识此间迭出的断裂性、强劲的差异性和整体的结构化进程。
比如传统文论和现代诗学的差异。笼统而言，传统社会文化观念宏大浑融，基于儒道释学说及其会通，其文学思想整体架构也比较宏大，内摄于道德文行，而文论文评的范畴多在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所概括的“言志与缘情”、“模拟”、“文笔”和“品目”之间。传统的走向，据说是现代诗学，或可以启蒙思想的张扬崛起为指标。如果以鲁迅为代表，其整体样态就是传统人文的隔阂感及当下对平等沟通的渴望：“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 ……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启蒙诗学从其激进崛起的动力和因由上看，体现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所带来的强大冲击。这种思想观念显然不同于传统而来的近世市民社会的以奇趣和消遣为核心的文论观念和审美感觉，也不同于其后近百年来从整体上占据主流的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民众革命的思想和观念。窥斑知豹，由古而今，从晚清到民初，前五四到五四及其后，其间固然也有连续性，但数十年间，不同气质的差异性和强烈的文化断裂性，非常“爆破、突出、尖锐” ，远非用一般的平滑、匀质的历史时空观念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