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论研究的突围：思想方法的问题( 二 ) |林纾|中国文化|古文|章太炎

【|古文论研究的突围：思想方法的问题】对过去的处理，意味着要勇于反思、重审现代以来对过去的诸多塑造和简化，切实理解或解构在当代已经司空见惯的学术装置的历史性及其构造性。宇文所安在《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中概括得颇有意味：“在中国文化的进程里，五四学者和批评家们对传统的判断代表了一个新的正统传统的产生，而这种正统传统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宏大。它和古典传统的结束及其盖棺论定紧密相关。古典传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遗产’ ，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媒介了。学校系统将要教授大的意义上的文学，而不是少数几个经过选择的高雅文学体裁。老师们会告诉学生什么是好的、进步的，什么是坏的，落后的。既然学生们将是五四的肖子——还有肖女，那么在这场革命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正统经典就此诞生。 ”在充分肯定五四文学思想的革命性的同时，理解其现代性，抉剔其构造性，确实很有必要。
研究过去要留意从五四以来的构造性，我们以如何理解章太炎文论为例来进行探讨。章太炎论文“以文字为准” ，在近现代语体化浪潮中仍执著于文字，这常常被认定为小学家的积习，或是由鼓吹国粹而生的迷恋。章太炎强调中国文学的汉字主导性，如果从文化记忆、媒介考古和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其实大有意味。从这些视角来看，以文字为准，就是强调文字并非只是语言的记录，文字就成为记忆存储的媒介物而非现场交流的媒介物。如果追溯各种记录系统的源头，就会发现文字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为现代语言学所想象的声音）服务的。史学家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辨认，概括出印刷出现以前，早期文字记录的基本功能即在于占卜和祭祀、官书和档案，以及史官作册等诸方面，私家著作则主要是后世文化的扩展和分化。这样看，章太炎其实在西学声浪中力图彰显中国文学（文字）的文化记忆功能，文字及其书写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视觉的信息和记忆技术，它是在复杂化的符号环境和共同体文化中生成的。这样，文学“以文字为准”意味着章太炎面对西学风潮的强力回应，这给当代人很多启发。在现代世界，人们往往以系于声音、表情达意及审美沟通诸功能为现代文学之正解，这或许也是一种执著吧。如果不能突破以现世交流为根本范式的现代文学定见，不理解古代文学所立基的宇宙观、礼俗习惯、思想行为、政教制度，或者所谓天地人神的世界，又怎能理解章太炎面对西潮汹涌时对共同体之自性的执著和捍卫？
再谈对过去的研究的现实感问题。现实感体现当代性，但也是历史感，从根本上讲是研究者基于自身主体的现实位置而回望过去、前瞻未来所形成的双重纵深感，这也意味着对研究的整体性内涵的理解。比如，近代文学和文论思想研究迫切需要的结构化思维。在这个视野中，从传统到现代，就是一个大的结构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相对于传统而言的decoding（解码）和朝向未来而以西学为范型的recoding（再编码）这两方面的双重进程。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生成整体性和纵深感。比如研究林纾，恐怕就不单是为了研究林纾个体，同情和理解林氏的身世和思想，或者单独审视其“以古文译小说”的行为状况，需要做的是透过林纾的古文翻译而与晚清民初的文论思想格局相参照，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结构化进程及其整体性观照中，既定位以林纾为代表的相当一群人的文学思想和感觉，也领悟古文与小说在近代交汇耦合、消长浮沉的状况，乃至整体“文学”感觉和观念生成的进程和机制。在这方面，胡志德的论文《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正是结构化地探讨近代语文、文学和文论问题的典范。表面上看，该文主要处理的是晚清民初三十年间文言文与语体文的关系和互动问题，但其实深入探究到裘廷梁、王国维、林纾、严复、章太炎、杜亚泉、胡适、鲁迅诸君在文学语文、翻译、书写、阅读、修辞、雅俗、文体、制度乃至阶级等诸维度的若干思考，充分展现了一种结构化的整体图景。同时，作者借鉴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可写性”问题的理论探讨，去深化对五四和前五四时期语文和文学结构性变革的整体理解，既体现了研究的创新性，又彰显了研究或思想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