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管子》治国思想及其译介传播( 四 ) 齐桓公|鲍叔牙

为了用好“法”这一国之重器，管子将“以法治国”理念落实到程序中，提出“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管子认为需要明确，在办事的准备、执行、检查、汇报等各个阶段，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如此一来，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行止坐卧均有规绳；国家在治民施政时，进退取舍皆具章法。有法可依，有序可循。
《管子》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内涵博大精深，适应当时需要，对今日社会也多有启迪借鉴作用。
《管子》的译介与传播
根据学者的研究，最迟在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早期，即唐玄宗开元（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初年，《管子》就已经东传日本。《管子》传入日本后，收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平安时代学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公元847年—公元898年）奉敕编撰，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公元891年），也有学者认为此书的编撰在“阳成天皇贞观末年（公元876年）至庆元元年（公元884年）之间”。该书著录平安时代前期日本传世汉籍文献1500多部，17000余卷。这些汉籍文献，“几乎全是遣唐使时代传入的”。在飞鸟时代、奈良时代，日本曾往唐朝多次派遣遣唐使。遣唐使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中国典籍，“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归”（《旧唐书》）。在这一背景下，《管子》随其他图书文献被遣唐使带往日本。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当时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往的文化由贵族、僧侣垄断的局面被打破，逐渐向庶民阶层转移。文化阶层的扩大，增加了对书籍的需求，大量中国书籍随着商业贸易传入日本，其中即包括《管子》。中国《管子》版本的大量传入及日本《管子》印本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江户时代《管子》在日本广为流传的局面。
【治国|《管子》治国思想及其译介传播】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管子》一书很早就传到朝鲜半岛。由于古代朝鲜是传统儒家社会，信奉朱子学说，四书五经广为流布，而讲求经世致用的《管子》则受到冷落，所以在古代的朝鲜半岛，《管子》长期以汉文文本流传。近现代以来，韩国社会与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管子》与《论语》《孟子》同被重视，由此出现了《管子》韩文译本。《管子》在韩国的翻译，先是选译，后才有全译。最早的选译本是1969年韩国自由教养推进会本，收入《世界古典全集》。其后1972年大洋书籍出版社本、1977年玄岩社本，也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现。直到1985年，明文堂《新译管子》出版，才出现了第一个单行的《管子》选译本。1992年中韩建交，此后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韩国社会各界对《管子》日益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管子》主张务实变革，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有契合之处，这也无形中促进了韩国对《管子》的研究。站在韩国角度来看，中国是重要的伙伴关系国家，以前韩国要了解中国，需要研读孔孟，但现在人们认为，需要通过《管子》来认识中国。在此背景下，2006年，第一本《管子》韩文全译本松树版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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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管子》研究与译介的尝试，不过对《管子》的系统性译介大约到20世纪中期左右才渐成气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以德法两国汉学家对《管子》的综述为主，其主要目的是将《管子》主要思想介绍到西方，但缺乏系统性研究，而且所做的翻译工作都显现出非常粗浅性与碎片化的特征。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及汉学家甘贝伦茨(Gabelentz)在1886年以法文发表了《管子哲学著作》，文中简要介绍了《管子》一书。时至1896年，法国汉学家哈勒茨(Halrez)发表了《公元前七世纪的一位中国宰相：齐国的管子与<管子>书》，载于《亚洲杂志》。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管子》的基本研究动机与译介取向多以个人志趣领域为主，翻译方式主要是选译和节译，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都不够理想，但所积累的翻译的文本，为后期更大规模的译介提供了资料基础。到了20世纪50年代《管子》研究与翻译进一步深入。1952年，剑桥大学学者皮特·梵·德龙（Piet Van Delon）在其作品《论〈管子〉的流传》（见英国1952年出版的《通报》第二卷第41期）中，运用文献学方法，从语言学与哲学思想角度细致地考察了《管子》的成书、流传和版本真伪，文章涉及了对《管子》很多内容的语言学解释，这在一定意义上对翻译《管子》的思路方法起到启发与借鉴作用，对后续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不断推进，使得《管子》译介研究进入成熟期，译介主要动机已经转变为基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目的。在此期间，专门研究并译介《管子》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伦·李克（Allyn Rickett)。李克先后于1985年与199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管子》第一卷和第二卷，自此西方国家终于产生一部完整的《管子》英文全译本，这标志着《管子》在西方的译介成果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全译本的出版，使得《管子》在西方世界得以从局部零碎翻译走向全面系统的译介，彻底改变了《管子》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与英语世界重视不够的局面，改善了《管子》的典籍重大价值与对外传播影响之间一直不相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