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之神”与雕刻时光的神话( 五 )


这其中当然还要提到毕赣,在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潜行者》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带来的震撼。《路边野餐》(2015)和《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都是与塔尔科夫斯基的对话。毕赣在国际电影节和国内市场的成功可谓是在中文迷影圈再度推广了一次塔尔科夫斯基,最直接的效果之一是塔氏的日记被炒到高价,《雕刻时光》成了畅销书,甚至几本关于塔氏的学术著作都获得了被翻译出版的机会。
而放在全球范围里,毕赣甚至算不上是塔氏追随者里最成功的——除了前文提到的伊纳里图和兹维亚金采夫,最受电影节和评论界认可的还要数在戛纳获奖无数的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电影摄影上甚至早就有了“塔尔科夫斯基式/塔尔科夫斯基主义”一词,而塔氏发明的不少电影语言早已融会贯通在艺术乃至常规电影里了。你能发现乌尔善在《画皮II》(2012)里的飞升镜头其实是致敬塔尔科夫斯基的《牺牲》吗?
《牺牲》海报。
五、“文化英雄”
最后还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塔尔科夫斯基?难道仅仅是因为“雕刻时光”和“乡愁”这些译名足够美丽,足够高概念吗?十多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谈《雕刻时光》,当年的结论今天看来依然有效,甚至可以说是愈发有效。不妨摘抄在这里:
塔氏坎坷的一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饱受苏联“迫害”的天才导演,塔氏身上似乎天然的道义正确性,使得他或多或少地被用做中国导演和观众的某种自我投射(并且也是塔氏生前在冷战另一边的西方世界饱受赞誉的重要原因)。这应当是一个更为直接和内在的原因。天才如塔氏,一生竟只有“七部半”电影传世,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在后冷战语境下,不得不说是一个极为完美的榜样。(写于2009年2月)
换句话说,塔尔科夫斯基就是一个“文化英雄”。中文迷影圈对塔氏的尊崇,几乎可以称作是一种“情结”或是“综合征”。影迷们渴望伟大,因为他们想超越琐屑和平庸。话已至此,无需多言了。如果你还爱老塔,那就多看看他的影片,再读读他的著作和传记,以及明年将是他诞辰90周年,按照国内电影节的习俗,逢五逢十都有纪念影展,那就准备抢票去看大银幕吧。
撰文丨王垚
编辑丨张进,肖舒妍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