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顾颉|中国|运动|嬗变|开新|估价

近代中国儒学面对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流变展现出“和会与辩驳”的齐头并进，各派学说因时而兴起，依据各自传统、立场与义理关怀。融汇中西，沟通新旧诚为学界共识与学术大势，然“学术之事，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 。确立文明主体性及其价值是中西之间“和会而融通”、“兼举而并包”的前提与基础， “苟有以异于我者，必辨之断而争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 ， “苟有以同于我者，必会其通而和其趣，所以大我使有行” 。否则，以破旧为创新，中西学术格义附会，割裂文明传统与现实、价值与知识间的关联，必将难以摆脱文化殖民地的命运。
民国新旧史学各路通人详论“史法” ，考辨“事”、“制” ，均殊途同归，其分殊洽在“史学”之“义” ，由此则牵涉出“汉宋之争”与“今古之争”在民国的演变。民国以降，汉宋之争表面上虽然逐渐淡化，其精神则依旧贯穿新旧、中西、科玄等派分争辩之中，钱穆即言：“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源流，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 ”民国学界隐然存在“新汉学”与“新宋学”、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学术立场的分殊，此一“汉宋之争的变相”也成为各派学人或“复古求解放” ，或沟通中西新旧的聚焦点。
1920年代，梁启超之徒甘蛰仙倡导综合运用宋明理学“向道之精神”与清代汉学“治学方法” ，以期达到“今后向新宋学，超汉学之目的” 。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嵇文甫指出钱穆与顾颉刚讨论今古文问题，看似是陈腐的经学题目，其实掩藏着新鲜的东西，本可将讨论“引到一个新方面，而展开一个方法论上的大论战，这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当时我们没有办到” 。嵇文甫敏锐察觉出此次经今古文问题的学术论战之于建构中国文化路径的启示。 1946年，童书业展望民国学界发展趋势时，认为民国“新汉学”的特点在于接受旧宋学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思想、旧史传说，能作“勇猛无情的批判”；最近学术的必然趋势是“新宋学”运动，即“近来一班喜讲道理的学者的讲道理运动” 。
新宋学是应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新宋学依据科学的、发现的、相对的真理和社会政治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科学化哲学或思想。顾颉刚同时畅谈中国现代史学趋势，以北平为中心的史学家，重实际而注意枝节，往往失之琐碎；以上海为中心的史学家，重概括而追求完整，往往失之空洞；如有人能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再予以系统的整理，则中国史学必有再辉煌的发展。中国学术以文史哲较受国外重视，实因为此种文化遗产，颇为丰厚。顾颉刚视经学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学到将来固不成其为一学，但在其性质尚不十分明了时，则必须有人专攻，加以分析，如廖平、皮锡瑞然” 。蒙文通认为今人关于经学性质的论定， “不免轻率，有些儿戏” ， “是由于我们不认识古人学术，轻视文化遗产，自以为高出古人。 ”蒙文通对“史料”、“文化遗产”有所分别：“数十年来，国内史学界皆重史料，而绝少涉及文化遗产之史学” ，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 “浙东史学究为文化遗产之一大宗，而世人知之者竟不多，殊可悯叹” 。贯通义理、制度与事功正是南宋浙东史学这一文化遗产的难能可贵之处。顾颉刚与蒙文通对作为“文化遗产”之经史之学的不同理解，反映近代学人转化传统的多元抉择与命运。
清末民初学人重建国学，中学由“体”逐渐演化为“故” ，中国学术体系完全为西学分科所取代。今文学复兴虽是“以复古为解放”的关键步骤，但新文化派眼中解放的目标不再是复古代经典大义，而是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并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 “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 。胡适视文艺复兴为反抗权威和批评精神兴起，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 ，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这场新运动“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被看成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