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四 ) 顾颉|中国|运动|嬗变|开新|估价

兄论《公羊》三统三世，树义精确，可谓不随俗儒耳食之谈。惟弟尚有欲进之于兄者。则以不知兄之此言，是读书得间欤，抑从有统系中综合而得之欤？吾人研治一学必须先知家法，方有轨道可言。兄尝谓国朝三百年学术惟古韵之学成就，即以其能从至繁极颐中，综合之成一统系也。虽其后有分十八部者，有分二十一部者，此不过密以加密，而终不能违越其大体。使非然者，则但可谓之读书得间。读书得间因为研治一切学术之初基，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不合者矣。何则？故训之学可以目譣，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譣，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惟其所用家法不同，故古今文两家流别亦遂硕异。由古文考证之学言之，虽谓西京今文家说皆不出于孔子可也。若由余所论之家法言之，则虽谓西京今文家说皆不背于孔子亦可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之家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嘉道以来，不乏治今文诸经者，语其成果，乃无一人，终不能与金坛、高邮诸儒同其论定者。凡以此也，兄近治《公羊》，详于义例、故训、名物、历算，自是国朝治学正轨。惟弟之所言，似亦不可不存为参镜之资，否则遇无可佐证处，或恐有疑非所疑者矣。盖学各有方，即各有其应用之家法，此如水火相反而不容相非。
张尔田认为今古文学各有家法，古文偏于考证之学，今文学则为义理之学。谈“义理”则必先信其义，不能无故怀疑其理。廖平主张研究经学，首先要相信六经的完整性，正是秦火经残的观念导致东汉以来经学沉沦不振。刘咸炘从文史校雠的视角，提出：“书籍虽多，不外子史两种。集乃子之流，不能并立，经乃子史之源，而今文家认为子，古文家认为史，所以纷争” ， “世间止有事与理，故书亦止有史与子” ，今文家认经为子，宗旨在言“理” ，古文家认经作史，详于说“事” 。经今古文学的特质使得各自与现代学术的关联大有分殊。金毓黻认为经学义理与名物制度是宋学、汉学分合的关键， “清代名贤如戴东原、王怀祖，谓研经必先究名物训诂，究名物制度必先通训诂，此即所谓汉学之嫡派也。然研究名物制度实属于史学，不过其研究之对象，即为群经，群经之外虽有言名物制度者，皆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金氏称此为“经学中之史学” 。至于阐明义理， “不惟宋儒能之，而清儒亦能之，如今文学派诸家，以宣究古人微言大义，皆属之，此又为经学之别派，亦可称之为经学中之哲学。 ”
“今古文辨义”是清末民国学界出入经史、分殊中西的重要枢纽。民国学界继承与超越今古文学的方式、旨趣存在内外之别。在古文经学的历史观念之下，六经被视为古代的政典文献，古史与儒家义理精神分离。章太炎学术分“修己治人之学”与“超人之学”两层，以经史为用，晚年仍倾力于寻求民族历史特殊性，借助史学获得历代社会政治经验，探索民族文化的发展，重建讲信修睦、修己治人的师儒之学。古文经学详于制度事实，与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理念与方法一脉相承， “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在文化的渊源方面，承接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的遗产，而与黄、钱、章三氏有密切的关系” 。今文学以说理见长，三世说与进化论、怀疑精神与近代疑古思潮最终合流，从史观角度而言， “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的，却是经今文学”；今文学究心于微言大义的一系虽被科学史学所批判，但通过在经与史、理与事之间建立能动观念，却激发出儒史相资、因事明理的义理史学。蒙文通、李源澄站在今文学立场，贯通义理、制度与史事，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重新认知中西文明的高下之分，尝试现代学术阐释儒家仁义之学的时代价值。诚如程千帆所说：“蒙文通先生现在是以一个上古史专家的面目出现在学术界的，其实他的学问源于清末四川今文经学的大师廖季平。他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声古怪的想法用现代语言加以表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