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三 ) 顾颉|中国|运动|嬗变|开新|估价

李源澄认为整理国学是中国文化更生的必经之路，胡适所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却存在两种偏蔽：其一，东西中外相互比附，格义附会， “曰某为形而上学，曰某为认识论” ， “惧后之学者，即以此为理学儒先之精英，则于斯学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也。 ”其二，以历史的眼光研究国学时，却视经学仅有历史价值。李源澄主张挖掘固有文化的优良成分可资时下参考，促使盲目反对固有文化的人反省。各国自有其历史文化，中西文化精神根本不同，不要对任何一方随便抹杀。中西文化两相比较，特长与短处分外鲜明， “我们应该发展我们的长处，修正我们的短处，但是须要明白者不是移花接木，而是要从根本上救起” ， “我们又必不可以与人不同为可耻，而是要我们能自创文化” ， “我们要重新对于固有文化加以研究，大家负起责任来创造我们的将来，才不负我们的时代所赐与，不必去演那东施效颦的丑剧了，更不可自伐其根本” 。
中国文化传统不仅仅具有历史价值，更是中西对话、创新文化、以国故整理科学的源头活水，被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的礼教精神本可以发展另一种样式的民治政体。中国政治结构为君主、士大夫、人民，而重心实在士大夫，士大夫又是社会重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了解士大夫与士大夫所服膺的经典。汉代今文学本寄托民主政治思想，秦汉以后，以君主与士大夫互让而结合，中国政治社会“并非儒家原始理想，而为士大夫补偏救弊之办法。 ”蒙文通认为中国有两套政治学说，一套是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一套是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强与富为特征，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和与平为特征。大同学说相当于大一统学说，最能代表国家主义的是法家，最能代表大同主义的是秦汉新儒学。汉代以来政治上排斥秦汉新儒家的精华，所接受的“仅以不违反家天下之君主制度为限度” ， “现在的一切，必不是宗法社会的遗毒，更不是儒家的遗毒，而是宗法政治的遗毒。儒家继承的是宗法政治，所创造的则是王道政治。 ”天下为公的贤人政治与民主政治不同，重点即在礼治高于法治，天下超越国家。蒙文通认为儒家理想社会以井田为最精，儒家理想政治以明堂位最为完备。君主专制，诚不足道；议会制度亦不得为世界最理想政治；“专制于一夫诚非，专制于多数亦未是，皆非中国思想所应有之说。 ”明堂为议政之宫，不得视之代议制。 “中国之法，治权分系于各级之职司，实非专系之上层或下层” ，《月令》所设计的政治模式“为政治积极之职责，而非权力消极之限制；乃政治之规定，而非权力之规定。 ”此即中国立国精神与西方迥然异趣之所在， “权固非专之于庸众，而与独裁于一夫者，尤为不同。 ”中国政治理论与制度，自然不能以西方逻辑衡量。汉代以下所行者为儒者之第二义，阐发儒学第一义当是沟通中西的关键， “致治之术，建国之规，是固今日言民族文化之最可贵亲者” ， “言民族文化而不自井田、明堂始，则为空谈，未足以规我文化之宏效，言井田、明堂而不本于儒家之仁义，亦不足以尽我文化之深旨” ， “仁以为本，其可诬乎，究心于民族文化者，于此幸致思焉。 ”
钱穆论述清初学风，由性理之学转向经史之学， “由朱子转经史，其道顺；由阳明转经史，其道逆” 。借用此语，似乎可言晚清民国学风，由经学转入史学，由古文经学转入科学史学， “其道顺”；由今文经学转为现代史学， “其道逆” 。经学向史学的转向，不仅是学术方式的转换问题，更牵涉晚清民国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思想等问题，脉络甚广。若以科学方法为标准，胡朴安指出以今日研究学术的方法论而言， “今文学最不适用，所谓以春秋折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当谏书，以及近人据乱小康大同之说皆一无是处。 ”相反，古文学的考证方法最符合今日治学的方法， “学之所以成为科学者，以其收集各种证据，归纳以得公例，古文学家治学之方法，极合此种之条例。 ”胡朴安所言“学术之方法论”是以科学整理国故的思路，由此过渡到现代学术分科。在此先不厌其烦的引述张尔田与王国维讨论经今古文治学的分别，两相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