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二 ) 顾颉|中国|运动|嬗变|开新|估价

【中国|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胡适、顾颉刚倡导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运动，力图以严肃的学术运动参与和支持反孔非儒的新思潮，解构儒学意识形态最有效的三条途径：一是大力输入西方哲学；二是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原形；三是恢复非儒学派的历史地位。钱玄同一直期待胡适等学人“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 ， “必大有造于国故界” 。钱氏认为清代前后学术有四方面，王学、史学、考证学、今文学。在学问和政治方面都能做到不守旧而革新，王学“重内心诠订” ，史学“明古今变迁” ，考证学“治学求真” ，今文学“政治求进步” ，并将十六世纪初年至民初视为中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对于宋儒（程朱）以来不近人性之举改革，阳明、卓吾、黎州、习斋、圃亭、东原、理初、定庵诸人是也；对于学术之革新，如焦竑以来之实学是也，而最近五十余年中之前二十年开灿烂之花” 。当下研究国故的新运动， “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 ”
胡适既倡导以科学整理国故，更期盼以国故整理科学，既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 ”王皎我认为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入，国学的地位因同外来的文化切实的冲突、融洽与调和， “国内自然是很稳固了，但在国际上亦打破历来空洞的，虚泡的状态而渐趋具体的，确切明了的地步” ， “在国际上有超越的地位，更可以看出是很普遍的，很有向前无穷的进展的。 ”然而，纵观整理国故运动与古史辨运动的走向，胡适及其同道始终侧重于以现代哲学解释传统思想，以西方学理解释中国文化，并未找到平衡中西文明、科学与国故的路径。
国难时期，傅斯年呼吁估价中国传统文明，必须将中西文明来比较一番， “对于一种文明的看法，如果不用理智，不经分析，而只是出于一种诗意的欣赏，神秘的感觉，或者是直接的爱好，那是谈不上什么估价的。要去论断某一种文明价值的高低，必定要用一种客观的标准去看，我们不要说谁好谁坏，只要看谁适宜与否。 ”评价文明的标准，其一、文化交流间的影响，区别刺激与主导；其二、民族文化对民族生存帮助大小；其三、文明之中，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否有意义。若要根本检讨中国传统文明，非参考西方不可， “如果外来的侵凌不能抵抗，大多数的人民都在过着艰难的生活，文化不能影响别人而反被别人影响，这对于民族前途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纵观近代中西学术思潮变迁，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观念、新解释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上下古今一贯的学说，根本动摇。胡适以方法为学，提倡输入新知，再造文明，其实将中西学术交相比附，既不合于清人学术，也不合于科学方法。傅斯年认为只有中西比较，客观分析中国传统文明之优劣，去伪存真， “必定要这样，然后我们的文化才能立足下去，我们的民族才能永久存续。 ”傅斯年严正警告， “须知现在的世界，是不容许两种大不相同的文化同时存在的，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
在以科学条理中学的欧化大潮中，如何寻求中学的自主性地位，进而以中学整理西学貌似不合时宜，仍是近代学术流变的潜流。民初国学论战之时，张煊认为“在世界学术方面观之，与其得一抄拾欧化之人，毋宁得一整理国故之人。抄拾欧化，欧化之本身不加长也，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世界反多有所得。 ”宋育仁批评胡适所引领的整理国故运动仅在史料中盘旋，文化应该以经学为中心，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史仅是开局纂书的办法，充其量仅是完成一部《续文献通考》的后案。有学人比较经今古文学之后，始终觉得今文学派对于经学的认识较为准确，对于经学的主张较为正大，对于孔子的尊崇较为合宜。若发扬今文经学的方法，则“国粹不失，国本永固，国学永存” 。翁文灏更是明确提出以科学整理国故，不若以国故整理科学为效之宏，以科学整理国故“为效仅止于国故，所裨只于一国家。以国故整理科学，则为效渗入于科学，所裨将被于世界，其为功可以道里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