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五 ) 顾颉|中国|运动|嬗变|开新|估价

周予同认为清代今文学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相当功绩。就学术精神而言， “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就学术实践而言， “在消极的方面，使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在积极方面，使中国学术，于考证学、理学之外，另辟一新境地。 ”蒋伯潜在周予同说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今文学家所说的孔子，究竟是否孔子底真相，原也还待澄明。不过他们所说的孔子却是有生气的，有热情的，有创造革新的精神的；较之古文家所说的孔子，仅为一史学家，仅为一保存古代一部分史料的史学家，却胜一筹。 ”今文学复兴在汉学、宋学之外，另辟学术新境地、新出路。现在研究经学， “与其采取古文学，不如采取今文学；因为从前一派底观点来读经书，来研究孔子，则经书是死书，孔子也成了木偶；从后一派底观点来读经书，来研究孔子，则书和人便都凛凛有生气了。不过古文派所长底客观的近于归纳法的治学方法，却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 ”
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为我们理解并参与现代生活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系统，但如何应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日益撕裂的局面，如何在现实性的基础上确立超越性的价值原理，是祛魅之后现代学术的难题。现代学术在分科的学术体制中标举科学实证主义，逐步演变为纯粹的实证知识之学，难免以现代意识的价值标准去审视、评判历史文化，丧失了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性的能力，既无法整体回应时代的困局，又难以为文化重建与文明走向提供有效的路径。发掘中国文化的精义有助于丰富现代学术的维度去应对现代生活世界的难题， “述文化于史” ，即事而求理，虚实相济，或可在义理价值、制度体系、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能动关联。融汇中西，沟通新旧是近代学术大势所趋，晚清民国时期各派学说因时而兴起，各有其立场与义理关怀，考察民国时期各派围绕经今古文问题“和会与辩驳”的历史脉络，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文之争的方法与宗旨，而非仅以方法为学，以立场妄分门户，方能在守成中开新，以现代知识与学术体系的方式承续与转化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进而构建文化精神、历史传统与文明走向之间的能动关联，为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提供生生不息的思想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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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张凯著《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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