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遇到解决不了的业务问题都去找他( 二 )

从戈先生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在“罗曼·罗兰评鲁迅”的问题上曾引起了很多误会。在1926年时曾传说：“敬隐渔回国时，罗曼·罗兰请他带一封信托创造社代转给鲁迅，其中就有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后来这封信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到鲁迅生前曾对他说过：“罗氏写了一封信给我托创造社转，而我并没有收到。”许寿裳先生的回忆告知人们鲁迅对这件事的关切与遗憾。这样在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上似乎又增加了一件说不清的问题。
1947年8月30日郭沫若也曾在他的《一封信的问题》一文中（该文收入《天地玄黄》文集中）对许寿裳先生在文中所说的问题作了解释和辨正，并且说：“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保持怀疑的态度，当然我并不怀疑鲁迅先生，而是有点怀疑敬隐渔其人。”事隔数十年后的1961年，在香港出版的《新雨集》中载有叶灵凤先生写的《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谈到这几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戈先生的钻研精神令我由衷敬佩，他不只是仔细地研究了这封敬隐渔致鲁迅的信，还查阅与此有关的鲁迅日记、书信、藏书；同时还搜集了50年来关于罗曼·罗兰写信给鲁迅一事的有关文章。凡文章作者仍健在的，戈先生均与他们直接取得联系，了解当年的具体情况；戈先生还通过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去向法国图书馆查询。
记得是7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某日，我7时半左右就到博物馆了。一进大门，远远地就看到戈先生，他已站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外了，急切地等着我。原来，他是想告诉我他的一个重大收获：“法国国家图书馆已将发表敬隐渔翻译的鲁迅《阿Q正传》的那期《欧罗巴》杂志寄来了。”并带给我们一份复印件。此后每当他查询有所收获时，都欣喜地前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与他共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由于戈先生掌握了全面情况，并对此事作了全面分析，因而能对这件事做出正确的、让人们信服的结论，澄清了五十年前的一场误会。戈先生的结论是：罗曼·罗兰并没有直接写过信给鲁迅，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是在给敬隐渔的信中写的，并没有公开发表过。从当年在法国和敬隐渔一起留学的孙福熙的回忆，和见过罗曼·罗兰写给敬隐渔信的林如稷（当时仍在世）的回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评语的内容正如敬隐渔致鲁迅信中所述：
“鲁迅先生：我不揣冒昧，把尊著《阿Q正传》译成法文寄与罗曼罗兰先生了。他很称赞。他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像遂留在记忆里了……’（原文寄与创造社了）。罗曼罗兰先生说要拿去登载他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杂志：《欧罗巴》。”
这样，戈先生就为鲁迅研究界澄清了一桩历史公案。戈先生在他的《〈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并说：“根据几年来努力查询的结果，至少把五十年来没有弄清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罗曼·罗兰是否写过信给鲁迅，和罗曼·罗兰如何评论《阿Q正传》的问题，比较澄清了一些了。”
再有，关于《阿Q正传》的最早译本是王希礼的俄译本呢，还是梁社乾的英译本？在戈先生论证以前，人们均误以为王希礼的俄译本为最早的译本（为1929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笔者注）。戈先生研究了世界各国各种文字的《阿Q正传》译文后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梁社乾用英文翻译《阿Q正传》，无论从翻译还是从出版时间上都比敬隐渔的法译本和王希礼的俄译本为早，因此应该说，最先译成欧洲文字的《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就是梁社乾的译本（为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注）。至于说翻译鲁迅作品最多的国家，根据大量的资料证明，是日本而不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