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蔡氏后边提到的各项治校革新举措，诸如“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云云，也颇可见当年北大“新风”蔚然之势。一如前述“进德会”，这些举措的发起与创办，所产生的校内乃至社会影响，都是可以想见的。
蔡元培致辞之末，称“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划，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守己守残之习也”，这乃是预告一项更有着深远影响的革新举措。这项举措，特意为打破“专己守残”之学科学术壁垒而施行，即破除文理科区分，合并文理科。此举确于1920年得以践行，此次开学典礼所在场地“文科第一教室”，也因之改称为“第一院”了。
“废讲义”曾广征意见，诸教员见解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致辞完毕之后，紧随其后的致辞者乃是当时正叱咤风云于文教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据《北京大学日刊》第209号上的报道，陈独秀当时谈及：
次陈学长演说，大意谓：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曰，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多许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
陈独秀此番致辞，与后世读者对其思想旨趣及讲演风格的一贯印象，是有着较大差异的。陈氏致辞，完全从青年学生的学习主旨与方法着想，并没有一贯的批判现实与激进号召之语，虽仍有明确的劝诫之意，可随之提出的学习方法之类，还是更倾向于学业本身，且相当实际的。
不过，也应当看到，陈氏致辞中提出的三大学习方法中，竟有一项为“废讲义”，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须知，北大内部流通的讲义本，实为教员的授课纲要，校内有专门的出版部（组）印制发售。教员编撰、校方印售、学生购置、课堂使用讲义，这在当年的大学生活中乃是惯常流程，并未见得是什么必须革除不可的极大弊端。
仅据笔者所见所知，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少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还仍有北大新版印制的讲义付诸发售；及至抗战胜利之后，北大出版部（组）仍在发售各类积压已久、尚未售罄的讲义。如此看来，陈氏所谓“废讲义”之说，应当没能最终实现。
事实上，早在1917年末，陈独秀就有意对学生屡有反映的讲义印发不及时、售价过高及不能退换等问题，做过一番调研，为采
取进一步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为此，他特意致函北大文科诸教员，先行听取他们对于使用讲义方面的意见。1918年元旦，新年首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减发讲义案》，公布了各文科教授对减发讲义乃至“废讲义”的个人意见。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国学名家朱希祖认为，其所讲授的《中国上古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仍需用讲义，须待明年（1919年）修订完毕，待成书付印之后，方可废止。这样的意见表达，无异于是希望维持现状，并不赞同径直“废讲义”之举。教授《西洋文明史》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松，指出当时关涉西方历史的中文教材缺乏，讲义又因“随编随印”存在印制周期过长的问题，虽并未明确表示是否赞同“废讲义”，也间接表明各门课程及其教员因其自身特点与情况各异，“废讲义”绝不能一概而论，也很难有统一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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