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罗志田︱《昨天的与世界的》新序陈寅恪|文化|书评|大学|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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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学术》，罗志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昨天的与世界的》是我到北大教书后辑成的第一本面向非学院读者的书，这些文字大多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因写作机缘不同，虽不免时泛迂远之气，毕竟说话相对随意。而原序中所说的一些题外话，如今回看，颇有些感触。
我是2003年初“非典”起而不宣的时候到北京的，当时如果公布了，我就会延迟赴京，甚或就不会去了，因为导致我离开川大的“契机” ，就在那期间改变了——
2002年我们历史系通过的两位博士生导师被学校否决了，我是分委员会的主席，不能不引咎辞职。学校当然挽留，先是一向很少过问他事的刘应明院士（时任副校长）拨冗给我这个后辈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说及两位中的一位别处已有大用，可以不必坚持了。随后分管校领导来寒舍晤谈，说得很坦诚，曰学校也不能没有面子，可否各退一步，两中上一？于是我们达成妥协。但这建议“上会”后却未能形成决议，无疾而终，于是我也就践诺北上了。
稍后川大更换了校领导，新校长是外来的院士，在“非典”警报解除后，带了八位部处院系领导专程到京请我吃饭，命回校服务。这样的阵仗，至少我是头一回遇到。对于校长的礼贤下士，不能说不感动！但我也只能诚实告诉校长，我已不是小青年，不能言而无信，既已正式入职北大，恐怕一时很难离开，唯有期以后来。事后想想，若“非典”提前公布，我的北上时间就要延迟数月。在此期间，很可能就被新校长挽留，便又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了。
因感恩北大对我的收留，并予以超高的待遇，所以到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闭门读书教书写作，不在北京演讲（北大校内除外）。这个规矩基本遵循，在京十多年，只有极个别的时候以不公开发布的方式在校外有过几场演讲。这样的心态在初版序言中隐约可见，其中引了两段话，一是张彭春说“在他地教授者，多喜来京” 。而“至京则懒惰优游，毫无出息，不如前之勤奋” 。一是傅斯年说陈寅恪在清华能“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 ，于是“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 。我是心里带着这两段话进京的，常以自勉。学问做不到前辈那样高的境界，至少在勤奋上可以跟进。
由于重看书中关于“非典”的命题作文，回忆起昔年的情状，不免心动，乃说些题外话。言归正传，本书的新版在两年前已经与三联书店签约，同时签约的还有最近刚出的《风雨鸡鸣》。因为两书同时编，所以内容有调整。其中本书“影响历史的人物”一编悉数移出，放到《风雨鸡鸣》中了。而新增的文字也不少，整体从原来的六编改为现在的七编，各编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小的调节。因为人物的移出，书名的副标题也改为“从文化到学术” 。
虽然签约已较长时间了，因我长期未交出新版序言，书的编辑也一再推迟。适谭徐锋工作室想要出此书，承三联书店高谊，同意转让。出版社惦记的背后，大约是读者的不弃，对此个人铭记在心，既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既又签新约，新序的撰写也不能不加快了。
看稿时对比新增的文字和昔年的文字，颇觉那些年的心态比现在更积极，参与意识也更强，对学界的一些自以为不顺眼的现象，颇欲贡献意见。其实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社会，包括常被诟病的大学管理层，虽总有让人不满的一面，却也有着不少温馨的人和事。这样的两面性，从上述我辞职的经历就很可看出。然而当年的建言，还是偏于批评的多，而赞扬的少。后来新增的篇目，就要恬淡平静许多。可能是因为马齿渐增，锐气日减。不过最后一文里无意中提到了将无同和苍茫等人眼中闪烁的火花，或许那时的人就是比现在更理想化，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