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故乡是一枚爱人( 三 ) |寻隐者不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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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出深水
从农民转变成了干部，尹学芸辗转文化馆、旅游局、住建委等多个不同的部门，工作让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她拉开一段距离，观察人在工作中怎么思考、行动，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协调，写出了一个个入木三分的基层干部形象。早些年，还有单位的人警告她，别把自己写成小说，她暗自反问：“哪个单独的人物能构成一篇小说？”她喜欢将人物放到时间的长河里冲刷，洗掉他们一时的意气风发和灰头土脸，留下平时幽微却又真实的人性，再为他们编织一个故事的框。
和乡村不一样的是，机关把人分出了很多层面，领导和非领导、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甚至身后的背景都会有人刻意衡量和揣测，在单位里，人总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处理很多不同的关系，在这样复杂又温吞的日常生活里，她拓展着人灵魂自省的深度。《士别十年》（2015年发表）是一个典型的人性在机关工作里蜕变的故事，这本小说很早就开始写，中间被搁置在电脑里长达十年，十年的时间，让“看事物总是一厢情愿，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文艺女青年郭缨子，学会了察言观色、收敛锋芒，成了办公室里八面玲珑、酒局上左右逢源的主任，与当初的缨子处境极像的陈丹果不堪领导骚扰和同事孤立，跳楼自杀，陈丹果的死让缨子意识到自己已沉沦为帮凶，也向读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追问：世俗的成功是否以丧失常识和常态生活为代价？这部小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获得百花文学奖的认可。
小说问世之前，尹学芸在文学上也经历了一段“温水煮青蛙”的时间。
她对名利一直不敏感。用她的话来说，偏远山区的作者远离了都市，也就远离了名利场，所以人一直是潜在深水里的状态，想漂浮都难。
90年代之后，尹学芸给人的印象是写作停顿了几年。那时她年纪尚轻，时不时发表点小说、散文，办着一份小刊物，和相识的作者到处赏花、打牌、野餐，每天乐乐呵呵的。但很快她感到疲乏。虽然一直有作品发出来，但常联系的刊物只有几家，小说在一个小圈子里撞来撞去，没有向上的动力。
走出了山洼，年岁渐长之后，她想到了以前没想过的事情。 “你生活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好处是自己比较自由，坏处也是自己比较自由，没人督促你。后来认识河北那些作家，特别羡慕人家有这样一个三五个人的小团体，写东西知道好在哪、不好在哪。但那时候我在有的地方发了也没人看见，也没人告诉你应该怎么走。 ”尹学芸说。
好在，基层作家之间的善意“接住”了她。在她小说写得不温不火时，有经验的作家给她指路——去更生活化、读者更多的晚报发表。于是她开始为晚报写小说，也写散文、随笔，内容更加丰富了，侃足球、忆乡村、拉家常，什么都写。那段时间，她天天傍晚去登山，一边登山一边琢磨写作， “有的时候一串题材在后面排队，总有很多可写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很有意思的。 ”尹学芸形容。
报纸的专栏发稿量大，一次要发好几篇，她想到了写自己生活的乡村中慢慢消失的词语。眼看着城镇化不断加速，农村一些具有历史意义和地方色彩的场景变得面目模糊。乡民走入城市，存于50到70年代之间的许多方言词汇退出人们的交流，有相当一部分在80年代初即已成历史。为了不让这些词语悄无声息地消失，她走遍了县境里大大小小的村庄，从本地人口中挖来那些字词。有些词传播的地域广阔，有些词在南方和北方、古代和现代的用法不一样，有的口音难以用文字模拟，遇到难以把握的部分，她也跟天南海北的网友讨论。这段在田垄上的寻访经历，留下了诸如“开圈”（队里把地里的白薯、花生或小麦都收完了，允许社员们去刨遗留下的白薯、花生或拣拾残留在地上的麦穗）、“新宿”（偶尔借宿在别人家里）、“看青”（在庄稼即将成熟、由绿转黄的时候看守庄稼，防止别人偷粮食）等百个乡村词语的记录，后来成书为《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