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集|童诗首先应该是最好的诗( 二 )
尽管我并非专事童诗和童话的写作者,但在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我曾经写过五本童话、两本童诗集,以及一部七幕童话剧;我还编写过一部童话解析读本《童话里的世界》和一部《给孩子的100堂童诗课》,并为喜马拉雅平台录制了100条讲解童诗的音频。为孩子们写作,在我的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更为认真和谨慎。因为我大多数时间所写的作品,都曾经由我的诗人同行和批评家、成年读者审阅,这使我在写童诗的时候,会多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笔下的童诗。我时常在想,好的童诗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编写《给孩子的100堂童诗课》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童诗,我的大女儿因为翻译过一些当代最活跃的外国诗人的童诗,也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我看来,怎样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童诗和童话,才能尽到写作者的责任,无愧于心,这是伴随创作冲动而来的对自我的基本要求。
好童诗的参照,不仅仅是国内当下的童诗创作,也应该具有世界范围内童诗创作情况的视野,同样也应该了解当代最前卫、最有成就的成人诗歌创作的文体类型。纵观中国诗歌文体流变,自古到今从二言诗开始,到三四言、五七言,楚辞、乐府、大小赋,律诗、宋词等等,直至“五四”之后的自由体诗——当代诗的风格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丰富多样,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生态大有裨益。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也曾遭到一些人激烈的反对;七十年代末的“朦胧诗”同样也曾被诟病,但随时间而来的文明教化不可阻挡,创造即意味着旧有的观念和审美禁锢被打破,而所谓传统也须创作者以崭新的个人方式加入,才能真正具有活力:一片宽容的文化土壤,有助于产生丰富多彩的文学成果,对于儿童诗来说尤是如此。
童诗写作分孩子们写的童诗和成年人写的童诗两部分,孩子们的童诗由童心童趣和无限的想象力生发,他们会在诗中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也会让存在的事物变形。大多数的儿童写出诗后,他们无从判断这些诗歌的好坏,好坏的判断基本是由有文学修养的成年人给定,他们中有专业批评家和诗人,受过很好的语言写作训练。由此看来,儿童写的诗歌更显得自由,没有太多内容和形式的严格禁锢。但成年人却是要带着她的全部经历、生活经验和美学价值判断投入童诗写作,且要求这些作品能够让儿童读懂,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并理解其中的含义。
安徒生曾强调:“每一个童话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反过来说,腐朽的观念和平庸的童诗语言亦是对儿童心智的污染和贬低。写童诗并非易事,盖因童诗不仅仅关涉童年,也因为童诗首先是诗,一切对诗歌语言的严苛精确的要求和衡量标准,毫无疑问也是对童诗的要求和标准——对陈词滥调的反抗,对真实和良知的追求,以及对语言的创造和更新。这是一场在儿童理解力之内的创造,是一次又一次对以往童诗形式的突破和探索实践。并不是说,给孩子们写童诗要“屈就”“降格以求”,此大谬也。对于在人生的开端之年,初次接触文字、接触诗歌的儿童,成年人有责任给予他们最好的诗歌语言,因为这些作品必将参与对一个生命和灵魂的塑造。和所有重要的基础学科一样,诗歌的教育影响着儿童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未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所带来的后果远远比对一个成年读者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远。因此,一个成熟的诗人如果能够为儿童写作,一定是对人类文明最确切无疑的建设。据我所知,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就因写过大量童诗而被誉为“国民诗人”,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更是以《天真与经验之歌》,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伟大诗人之一。至于其他卓越的作家、思想家参与到儿童教育之中,还能举几个例子,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到乡村担任小学教师,文学大师托尔斯泰曾为孩子们编《启蒙课本》。2017年我参加德国柏林首届儿童诗国际诗歌节时,意外地遇到了大名鼎鼎的卡罗尔·安·达菲,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那时我才知道,她为儿童们写了很多童诗,并出版了很多童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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