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魏峻：用考古成果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故事( 四 ) |魏峻|广东|南海Ⅰ号|新石器时

唐代有一种大船，称“俞大娘航船”——“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 。宋代的大船，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 。在宋代，以福建地区为代表的造船技术，比如“桐油捻缝”“水密隔舱”技术，都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这不代表这时候西方的造船技术不行。在唐宋时期东西方交流的过程中，船舶的发展各地实际上是争先恐后的。
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航海技术达到最顶峰。后来因为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的造船技术开始走下坡路。中国船舶远洋航线的长度也开始缩短。
更多方面开拓海上丝路研究
南都：我们提到海上这条贸易通道的时候，更多地会谈到经济方面或者贸易方面的交往，那么有没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交往值得我们去发掘的？
魏峻：文化方面我想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宗教的交流，这是沿线最容易看得到遗迹，不管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包括在中国国内的传播，通过沉船考古很难发现相关资料，但是通过其他实物和文献记载能看到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实物资料的支撑。比如广州、泉州都留下了很多跟宗教传播有关的遗存。泉州发现了伊斯兰教的墓地、基督教的墓地，还有印度教的相关的遗迹。佛教在广州传播的遗址，清真先贤古墓群，实际上都是宗教传播的见证。除了这些，还有人员的往来、相关考古的遗存，比如说古代的墓碑等，都可以作为相关的证明。比如说在海南陵水一带，我们发现很多阿拉伯人的墓碑，其实就是人员往来的遗存。
南都：近年来国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非常热门，你如何评价当下国内这种研究现象？你觉得还有哪些研究是有不足或新的努力方向的？
魏峻：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应该说是一门显学，方方面面都很重视；不光是中国的学者，国外的学者也很重视。从研究方面来讲，可能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文献资料的发现和发掘。已有的文献资料是有限的，想要出新成果、新结论，可能需要发掘新的资料，可以从扩大文献资料的搜集范围着手，比如各个国家记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资料。新资料的发现，会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考古资料的发掘。考古发掘资料的发现和发掘是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先，我们能依据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做的相关研究非常有限，这些年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比如古代的造船，特别是造船技术，如果不依靠实物，基本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研究，有了考古发掘资料，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又如海洋贸易的物品，文献中大概会有笼统的目录。但每艘船目的地不一样，交易的对象不同，无法将物品与贸易地区对应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古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向专精的方向发展。早期我们写考古文章，多是大时段的，比如从汉代一直说到清代。由于资料越来越多，能做更多分门别类的研究，比如专做宋代瓷器是怎样变化的，海上的宝石贸易、香料贸易是怎样进行的，等等。这些都是更为艰深的方向。
第四，中外资料的对比、整合。中国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更多是从中国的视野看世界，我们用自己的材料比较多，用国外的材料相对比较少。外国人可能对本国的材料比较熟悉，而对中国的材料，他们的熟悉程度和研究视角会与中国学者存在差异。未来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