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王清雷：周代礼乐制度视野下的编钟( 四 ) |王清雷|礼乐|甬钟|中国艺术研

“一钟双音”现象在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有一些可能相关的只言片语，该现象最初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已故所长黄翔鹏先生发现。 1977年，黄翔鹏先生随吕骥等几位先生赴甘肃、陕西、山西、河南调查。在此期间，发现很多编钟的正、侧鼓部均可以发出有规律的双音，音程关系基本是大三度或小三度。此外，编钟的侧鼓部大多有凤鸟纹饰，于是大胆提出了“一钟双音”的学术观点。当时诸多学者认为，虽然编钟能发出两个音，但不能证明当时的人就使用了这两个音， “一钟双音”的观点太过激进。 1977年9月，黄翔鹏先生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和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完成并交付《音乐论丛》， 1978年正式发表。同年6月， “曾侯乙编钟”出土，其正鼓部与侧鼓部上皆有标音铭文，如“少羽”、“宫反”等，证实了“一钟双音”的真实存在。黄先生终于打赢了这场“学术官司” 。王清雷先生认为，在自己的学术观点有充分证据时，要敢于坚持，同时也要认真听取、分析反对意见。在“一钟双音”未被发现时，关于编钟的测音和演奏尚存在问题：1957年信阳长台关楚墓曾出土一套编钟，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们对该钟测音时，只测了正鼓音，杨荫浏先生还在《音乐研究》发文阐述该编钟的音律。因为该编钟音准较好，学者们决定用其敲奏乐曲《东方红》。在敲奏时，却发现这套编钟的正鼓音中没有“si”音，最终在一件钟的枚上找到了这个音。不过这带来了新的问题，编钟正鼓部的音高声音饱满、音高明确，但是钟枚上发出的音高声音微弱。故此，有些听过这首曲子的人质疑，这个“si”音不在信阳楚墓的编钟音列之中，是不是用其他乐器演奏出来的？由此质疑这首乐曲“造假” 。但实际上，这恰好说明当时的学者还没有意识到“一钟双音”现象的客观存在。后来这首乐曲名声大噪，并随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被送上太空播放。

本文图片

黄翔鹏先生(左二)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活动中发言
周代乐悬制度中的编钟
编钟的铸造工艺非常复杂，需要耗费大量财力，造价高昂，需要使用很多“吉金” ，地位高贵，是中国古代等级、权力以及宗庙的象征。礼器是其第一属性，而乐器的功能则在其次，这应该是西周编钟“五声缺商”的原因。关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周礼·春官》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意思是说，天子四面摆放乐悬，诸侯三面摆放，卿大夫两面，而士只有一面。在现代考古墓葬发掘时，出土成套编钟、编磬是贵族等级的标志，这不能用其他丝竹等乐器替代。王清雷主任认为，在陕西澄城刘家洼M2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轩悬”：该墓椁室西壁、南壁各出土有一套编钟，南壁还出土有一套编磬。根据曾侯乙墓乐悬的摆放和考古学的解读，刘家洼M2的乐悬实际摆放应该是：西侧、南侧各放置一套编钟，东侧放置一套编磬，由此构成三面的“轩悬” 。乐悬制度不只是摆放的问题，还涉及演奏曲目。从文献可以得知，当时不同等级的贵族在不同场合演奏的曲目也是不同的。音乐考古除了研究乐器类文物的器型、纹饰等之外，还需要倾听乐器文物的原始音响，采集珍贵的乐器测音数据。 2019年3月中旬，王清雷主任曾给刘家洼遗址M1的编钟、编磬测音，并用其试奏乐曲《北京的金山上》，以测试其实际的乐器性能。试奏表明，其音准之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芮国国君已经在使用符合现代通行的音高标准的乐器。除此之外，陶寺北墓地中出土的编钟、编磬也有相似的情况，而且来自卫国的编甬钟与来自晋国的编镈其音高也一致。由此可见，当时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套统一的音高标准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