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尾|做学问要“会搭架子”( 三 ) 系统|韵尾|先生|研究|语言学

王力先生博览古今中外相关书籍，特别是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亲炙中外名士，早有负弩先驱之志。他治学高度清醒，自觉储备多方面系统知识，包括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国语法学者须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第二是普通语言学。缺一不可。 ”他以超常毅力，挤出点滴时间，占有极其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充分运用逻辑思维，既有很多精细的微观考察，又精心研究建立学科体系的各种系统和非系统材料，抽丝剥笋，去伪存真，取精用宏，揭示了很多规律，搭起了汉语研究的多种学科框架，创建多学科体系。
研究语言系统，必然面临对非系统部分的例子的分析，也就是对例外的处理。语言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非常便于人们观察系统中夹杂的非系统部分。这些例外，绝大部分直接关涉语言演化，有些跟语言演化无关。治汉语史学科，时空矛盾更加突出，面对的例外更多，必须钻研历代古书才能解决。古书是用古代汉语、古代汉字来记录的，异质成分多，诸如讹脱误衍，还有后人改动的情况。这些例外大多都跟写书时的语言演化无关，治汉语史，必须剔除它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会存在文字错讹和后人改动的情况，如果没有校勘的功夫，以为凡是例外都是反映汉语演变的材料，就会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囫囵吞枣的治学方式，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特别多，我们应引以为戒。
王力先生一直注重材料中的例外，提出利用“系统”的方法来克服“非系统”带来的干扰。《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说：“我们研究中国文法，与校勘学发生很大的关系。古书的传写……另有一种讹误的来源：有些依上古文法写下来的文章，后代的人看去不顺眼，就在传写的时候有意地或无意地添改了一两个字，使它适合于抄书人的时代的文法……我们研究文法史的人，对于这类事实却绝对不该轻易放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严守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凡遇单文孤证，都把它归于存疑之列，以待将来再加深考” ， “如果我们在某一时代的史料中，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语句构造方式，那么就不能认为通例，同时也就不能成为那时代的文法。纵使不是传写上的错误，也只能认为偶然的事实罢了” 。对于“单文孤证”的语言现象，他提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传写的讹误，二是偶然的事实。所谓“偶然的事实” ，指的是还没有形成一条规律，是“非系统”的现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实践有大量用系统方法处理“非系统”的经典案例。古音研究方面，对例外谐声的处理是一个典型个案。瑞典学者高本汉常常据例外谐声反映出来的声母相通现象，给上古音构拟一类声母，这就是复辅音声母。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根据系统观批评高氏的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多了。 ”这个批评很深刻，因为变化“多端” ，所以存在多种可能的解释，复辅音的处理方案就显得草率。在语法史研究方面，王力先生对系词“是”产生时代的例证分析也是一个典型个案。他注意到上古有《史记·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一类极个别“是”作系词的例子，属于“非系统” ，因此他不将这种例子作为系词“是”产生时代的例证。后来人们从马王堆出土的文献中发现有5例“是”作系词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是”作系词不可能是“传写的讹误” ，但没有排除他所谓“偶然的事实”这种可能，也就是还没有成为一条规律，所以他仍然持保留意见。后来人们找到先秦两汉更多古书有“是”作系词的例子，远在10例以上，才可以说彻底论证了战国以后系词“是”已经产生了。在词汇史研究方面，《“江、河”释义的通信》《说“江、河”》二文是利用系统方法克服“非系统”因素干扰而正确分析词义的典型案例。王力先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明确上古“江”专指长江和长江支流， “河”专指黄河和黄河支流，针对一些糊涂认识，指出《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的“江河”只能理解为长江、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