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尾|做学问要“会搭架子”( 五 ) 系统|韵尾|先生|研究|语言学

王力先生看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汉语材料分析和组成系统的各部分及其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对创建学科体系作用巨大，一反旧时部分学者弃慎思而任情，执偏见为入流，毁万古以趋时的“逢古必反”的研究趋向，客观冷静地将这些优秀成果纳入各种学科框架，这是他开创多种学科的制胜法宝之一。《汉语诗律学》将“汉语诗律的一般常识”和“前人研究”得出的“比较高深的知识” ，加上王力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主要是“句式和语法” ，以及韵律方面的意见整合在一起，构建汉语诗律学系统。《汉语史稿》叙述“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 ，指出：“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利用古人语言研究的成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 。《同源字论》总结既往汉语同源词研究得失，提出“将要谨慎从事，把同源字的范围缩小些，宁缺毋滥，主要以古代训诂为根据，避免臆测” 。
王力先生的《中国古文法》已体现出致力于立足汉语材料，构建古代语法系统的追求。他区分“世界文法”和“中国文法” ，主张治世界文法要“观其会通，不当限于西文也” ，治中国文法“当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明确指出语法研究要揭示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 “夫文法者，叙述之事也，非创作之事也；习惯之事也，非论理之事也；客观之事也，非主观之事也” 。王力先生毕生创建中国语言学多种学科体系，都谨守探寻“客观之事”这个治学的根本原则。无论对既往研究成果的取舍，还是自己得出的新结论，都以是否揭示客观规律为准绳。
科研不等于写文章，只有系统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才是科研。有些感悟式、碎片化的治学成品，可以归到科研成果一类，但常常缺乏全局观、系统观，难以达到深广的境界。追溯王力先生为什么善于构建中国语言学的学科系统，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我们可从他的求学历程和学术抱负方面去探讨，但学术抱负又根源于他的求学。王力先生的系统构建，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他很早就系统阅读中西语言学及相关学科那些建立系统框架的著作。据《我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的道路的》，他20岁时就开始阅读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倘若王力先生没有仔细阅读这些建构系统的著作，他毕生致力于创建中国语言学不同学科体系的事就无从做起。
中国古代不乏建构学术框架的语言学著作，音韵学方面尤其显著。例如上古音研究，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孔广森《诗声类》等等，都建构了各自的上古韵部框架。王力先生之前，章炳麟《文始》《国故论衡》、黄侃《音略》等，都建立了他们的上古声韵系统框架，这得益于他们阅读清代这些上古音著作。王力先生也是深受这些著作的启发，建立自己的上古音系统的。据《汉语音韵学》（原名《中国音韵学》）和《清代古音学》等著作，王力先生对顾炎武以迄章、黄的著作都做过非常细致的系统阅读。清末，中国人仿照西方模式，写出一些建立中国语言学分科框架的著作，例如《马氏文通》，王力先生26岁时就详细地阅读了此书，他《谈谈怎样读书》中说：“昨天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看到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也是在清华当研究生。 ”他的导师梁启超、赵元任等，都是善于建构系统的学者。
《我的治学经验》：“我到二十四岁才学英语。二十七岁我开始学法语……五十岁学俄语……我还凭这点外语知识读了一些外国出版的语言学书籍和杂志。 ”留学法国以后，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语言学著作。西方学者比较擅长系统建构，阅读这些书籍，无疑有助于他构建中国语言学的学科系统。他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征引了鲁斯洛《法语发音概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后来的《汉语音韵学》，附录部分《汉语音韵学参考书》更征引了多部英法文写的关涉系统框架的著作。方光焘《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造句法〉导读》谈到“王力的书所依据的理论” ，明确指出，王力的汉语语法研究“受到房德里耶斯《语言论》一书的理论的影响。同时，他又采纳了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某些学说。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伯森的‘三品说’” ，此说有根据。《我的治学经验》写道：“有人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汉语研究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开创性，只是普通语言学原理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