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徐城北先生走了，“戏言”还在……( 三 ) |梅兰芳|方小亚|副刊|梅派|杨玉

也许上述之谜过于“私人” ，我下边就讲一件最“公众”的。由于父母的关系，我认识许多如同金先生这般年纪的北大教授。别人七十岁后，大多采取封笔态度。这没什么不正常，国家规定六十岁退休，已经超龄服役十载，该歇歇了。当然，也有好几位兢兢业业持续耕耘的，但多是学院派路子的延续，不搞是不搞，一搞就是“课题”式的一大篇或一大本，逻辑关系严密，起承转合也十分规范。相比之下，金先生就挺特殊了，他极少写大文章，习惯于随手去“抓”——或是从床边哪本杂志（经常有年头了）某篇文章说起，或是和朋友闲谈中回忆起什么旧事——结果三弯两绕，就引出一个相当前卫的思想话题。学院派的方法也不是不会，但或许更难忘情于文学，他年轻时也曾是驰名的诗人么——诗情和情绪性的文思在他那儿是“很富裕”和“一抓一大把”的。一篇“像样儿”的文章在他手下，绝对不会是采取一种笔墨。这种习惯甚至“影响”了他的“文体”的定性——是论说文？是抒情散文？还是不拘一格、却又处处引人入胜的“杂文”？我们发现最近的这二十多年，他有意躲在北大校园深处，外界活动极少参与，但又从字里行间不时挥洒出重要的创见，并以此参与、支持着整个社会的改革。他的身体很少迈进外界，但他的思想却很年轻。我对此深思不解，甚至私下直接问过他。他没正面回答，只从边角旮旯处谈起“我早就没体力进图书馆啦，想查阅一本新的、同时又是有价值的书极难。经常是凭印象叫孩子替我到图书馆去查去借，往往是借几十年前曾经借过、但又没能读完的书——”说到这儿还举了个例子，有一回让孩子去借某本似乎叫作《大众数学》的英文书，但硬是没借到。最后猛然想起，是自己把英国作者的名和姓说颠倒了。等孩子最后把书借来，金先生一看书本的借书条，顿时心花怒放（——这种情况在他极少）。原来这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半个多世纪借阅的人仅有两位，第一个就是金先生自己。三十年代时，他因抗战爆发要离开北平而没能读完；第二个则是后来长期担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的江泽涵教授，已于前几年去世了。
我小时去过金先生在蔚秀园的家，是一溜三五间的大北房，屋里陈设尚还整齐，书也不少。 “文革”后再去，家搬到现在的朗润园，房子小而少了，但最奇怪的，是仿佛看不到书柜当中有什么大部头的书。只见一些旧书和旧杂志散乱堆在床边、窗户边和墙脚，其中找不到内在的秩序。这种情景我也仅在聂绀弩先生家里看到——我甚至感到金与聂是有相似之处的。金先生七十岁后仿佛不再有意识去读系统的新书，似乎只集中精力做两件事：一是“文革”结束之后，那时身体尚可，便“泡”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图书馆，他外文底子好，便直接阅读外文杂志；以后身体差了，几个月不下楼，便以摆棋谱进行调节。他曾得意地向我和叶稚珊讲述吴清源、“日本时代”和“韩国时代”三个围棋大段落的异同，同时指出在“后李昌镐时代”会更了不得，因为又冒出来几位新的天才少年……就在金先生如此洋洋得意之际，金伯母却在一边“揭发”他：素来只是自己摆棋谱，几十年从没和别人认真对过一局。
金先生走了，北大前辈教授又少了一位，而且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新潮么？——却习惯几十年一贯制穿一身蓝色“涤卡”制服。他守旧么？——其文章其为人却能让我们常读常新。他冷漠么？表面上很少为社会问题动情忧心。他热烈么？他钟情于解读文化难题，但又留给我们这么多难解之谜。我和叶稚珊十年前就屡次听他说过“（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话，但他的邻居季羡林先生也告诉我们——“他二十年前也听他屡屡这样说了”！现在，在金先生真的离开我们之后，我当然首先为金先生的家人（其中特别是金伯母——我母亲当年的中学校友）难过和忧虑；但进一步思索之后，感到金先生生前对诸多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以及表述上的深入浅出，才是他这些年“忍死须臾”的真正原因。 “忍死须臾”是否有出处我不知道，还是六十年代初王昆仑父女合作的昆曲《晴雯》当中，有过这么一句台词。我觉得好，就深深印入脑海。如今以之形容金先生，不知是否合适？我对新词儿一是知道得少，二是觉得用新词儿解释金先生，弄不好反而会亵渎他。此说当否？请尊敬的季先生告我，请所有熟悉金先生的前辈和同辈晓示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