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以张旭为对象研究其对狂草美学的贡献(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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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说过:“在艺术里，很多感性的东西需要经过心灵的洗涤和感化，而心灵上的很多东西也是需要通过感性这种东向呈现出来。”这种“感性化”落实到狂草中也就是其抒情性，抒情性一向为书家所重视，这是因为狂草的过程非常重视灵感，所以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所用书体都退居到次要的位置，而其抒情性却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狂草的抒情分为两种类型。一、抒发对世间万物及对生活的态度、看法。
二、宣泄种种愁闷和不满的情绪。如陆游的《醉后草书歌诗戏作》:“朱楼矫首隘八荒，绿酒一举累百筋。……山川荒绝风俗异，赖有关酒犹能狂。醉中自脱头上债，绿发未许侵微霜。”醉书生活中的心情，放笔写来，无所顾忌，泼墨如鬼神之赫怒，字瘦如蛟蠕之僵立。为吐胸中悲怨气而作书的有清代陈洪缓:“醉后语及身世离乱，辄坳哭不已。”
以书表达对清政府统治不满的朱聋在《八大山人诗抄》中:“小陶语大陶，各自一宗祖。烂醉及中原，中原在何许?”其以醉态来掩饰内心对清政府的厌恶和藐视。狂草书艺术的强烈感染力具有其他书法无法取代的抒情优势，其没有丝毫功利性的纯艺术创作也是其他书体无法比拟的。
这种有情动于心或无意而为之的创作中，往往能达到正襟危坐所不能达到的艺术妙境。于是乎，右军《兰亭》这样经典作品往往就是一时的手稿或草稿，而且这样的佳作也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古人常说稿书最佳。我们看不到临摹得逼真的狂草佳作，一般只能是意临。
因为狂草书写时的心灵轨迹，只有一次，不可能重复出现上一次所进行的审美过程，即使是草书家本人，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够再创作另一幅优美作品，但却很难复制一样的佳作。张旭也在酒精的作用下，以狂草来宣泄半生的落魄和胸中的愁苦;当然，张旭在醉书前，己经对书法的技法掌握地炉火纯青，唯有此他才能将其性情在半醉的书写状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才能做到自然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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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作品抒情性的各因素中，书家所特有的、不可重复的感情也是主要的。《兰亭序》中王羲之微醉后所表现出的不激不厉、心手双畅的“情”，也是随后欲书而不得的。这也正是因为“彼景彼情”不能再现。由此可见，书法是适合表现内心生活的，是善于表现主观感受、心境、情绪的艺术。从张旭、怀素到黄庭坚、祝枝山、徐渭、土铎、张瑞图、傅山，这些书家在草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在其他书体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在草书上的表现正好与自身的个性气质、心理经验、情感精神等产生了共鸣，这类书法家在大草书领域里，除了具备书法家共有的技能经验外，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一种强烈的抒情因素。
张旭由抒发心中块垒而写就的一幅书卷，每一次的即兴发挥，犹如伯牙操琴，奏出啤蜒之音。这绝不是临源思水一瞰而就，而如徐渭作大写意画、李白吟作诗歌，既经过了长期艰苦地积累，又需要惊人的胆魄和过人的慧力。张旭原本就是位性格豪迈癫逸之人，蔡希综在《法书论》中评其:“雄逸气象，是为天纵”。
张旭的“颠逸”之所以能冲破理性的束缚，是因为借助酒神的力量，在醉书中将草书推向表现个人狂逸情感的高潮。张旭的狂草书也有一种无拘无碍的作书状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张旭的狂草所呈现的并不是功利性的原因。张旭常借助酒力，借着微醺的状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而成为一种似癫亦狂的忘我创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