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从仰韶文化到满天星斗( 二 ) |仰韶|考古学

这是继类型学之后，苏秉琦为研究考古学文化树立的又一个典范。此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符合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已在他的心中提上了日程。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在全国各省区的普遍开展，周邻地区不断有与中原发展水平相近甚至更为先进的考古发现，这使习惯于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受到挑战，苏秉琦敏锐地把握住这种新形势，及时总结，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的理论。
70年代初，在河南信阳干校进行“业余考古”时，他已开始思考全国考古文化的区系划分。回京后，他亲临多地，对全国积累的考古资料，分区进行研究。从1979年起，他连续发表文章，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在万年以内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环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古文化各有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区内和区间大致同步演变又相互影响，指出这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晋、楚、秦、齐、燕、吴越、巴蜀诸文化，从史前时期就已形成的文化渊源和传统，从而为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在全国各地考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规律性揭示，又是一种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于是迅速被视为学科的指导思想，考古工作从此加快步伐。大家虽然对这个理论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却普遍认识到，在“多元一体”共识的基础上，这一理论还认为，多元不等于对等，平衡中孕育着不平衡，各大区的发展进程又是有先有后的，区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又是有主有次的，在这方面，周邻地区率先产生某种进步因素并向中原汇集的情况屡见不鲜，形成如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和热那样由中原向四周放射，通过长期的交汇与融合，不断组合和重组，使得中华文化丰富多彩，连绵不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凝聚力。考古学以此为转折点，从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积累经验、资料和基础理论建设为主，真正进入到以复原古史为主的新时期。其直接结果是，再一次叩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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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苏秉琦（左）在河姆渡遗址“摸陶片” 。
古史重建
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苏秉琦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体会到，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最终要靠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时刻意识到这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而且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由于他对此有清醒认识，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西红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晋南陶寺文化和此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岭南石峡文化接踵显现出社会变革迹象时，他最早捕捉到其中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在1985年5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他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而他自己，除了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考古界的这一喜人新形势以外，更注重理论上的建树，从而始终站在这场大讨论的第一线，把握着讨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