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从仰韶文化到满天星斗( 四 ) |仰韶|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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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苏秉琦考察出土文物。
微观方法与宏观思维
在谈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时，苏秉琦先生经常引用一句古话：“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前者要求走向世界，面对未来，后者要求做到如生物学那样的分子水平。这是学科方法论上从微观入手到宏观思维的比喻，也是衡量中国考古学是否成为真正科学的标准。其实，这也是苏秉琦先生本人学术历程的真实写照。
提起从微观入手，考古界都熟知苏先生摸陶片的“功夫” 。到那时，陪同者总会被他的专心致志和观察事物的细微所吸引，有时又不免感到有些神秘。先生在回顾他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如痴似呆”摸瓦鬲的经历时，以哲学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决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由于悟出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才使那次瓦鬲研究的成果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后又对瓦鬲的起源找到了可靠线索，那是在北方的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河曲地区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都找到了小口尖底瓶晚期形式与早期鬲相衔接的实例。
由此他联想到甲骨文中的“丙”和“酉”字，前者与原始鬲相近，后者则同晚期小口尖底瓶惟妙惟肖，这就从五千年前后这两种代表性器物的演变中，找到了两个甲骨文字最初创意时的物证，而这两个字都是属于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干支”系列，从而把鬲的起源与文字的起源，也就是与文明起源的具体进程联系起来了。
这种考古学特有的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表现在苏秉琦对仰韶文化的分析中。他在从仰韶文化众多特征中紧紧抓住庙底沟类型的标志性纹样——抽象化的玫瑰花，此图案在分布中心区演变序列有头有尾，更影响到大半个中国，是仰韶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因素。显然，它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于是，他由“花”引申出“华” ，以为“华山”就是由活动在华山脚下的以玫瑰花图案为标志的原始人群而得名的，今天我们自称“华族”“华人”也渊源与此。
苏秉琦由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在他的晚年达到高峰，那就是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古与今接轨的目标。
关于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是在90年代紧接着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之后提出来的。那时，他把中华传统的渊源向前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归纳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根系’ ，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 ”以为有了这个对“国情”的基本认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比较就有了成熟的条件。
在我国，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苏秉琦从区系观点出发，将中国六大区系概括为面向大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分别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的两大块相衔接，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格局。他特别重视古史所记的“四裔”地区作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衔接点和桥梁的作用。由此看出，东西方文明之间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它们各有独立发展道路、特征，同时又频繁交流，有着相近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进而他又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观点，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