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er|王炎｜为何爆火的是《鱿鱼游戏》而不是《沙丘》？( 七 ) 电影|市场|传统|中国|游戏|王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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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谍变》(1999)正式海报
韩国的历史很特殊，政府在五六十年代之后对电影的控制特别严，虽然这段高压时期出现了一些很好的艺术片，但有意思的是，韩国观众没有商业片可看，所以到了八九十年代，韩国观众心目中的大明星和大导演都来自美国，比如斯皮尔伯格、科波拉和汤姆·克鲁斯等等。一个转折时刻是1999年的《生死谍变》，这是韩国人认为第一部成功的本土警匪类型片，它不仅轰动了韩国，也轰动了整个世界。它涉及的主题至今仍是韩国电影的一大特点——南北题材。 1999年的韩国有金大中的“阳光政策” ，当时的韩国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就是认为北方不再是邪恶的，它其实是自己的另一面，因而产生了一种共同民族的同情感，而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个北朝鲜女间谍潜伏到南朝鲜，她是你的同胞，这种暧昧的东西对于韩国人来说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部影片的轰动实际上跟本土政治有特别强烈的关系。这类韩国影片的特点是，它一方面是高度商业和类型化的谍战片，另一方面民族情感超过了政治的对抗，这一点对韩国人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的电影观众似乎也能认知。后来韩国商业片越来越成功，比如奉俊昊的一系列类型电影，包括《杀人回忆》《汉江怪物》《雪国列车》，以及近年斩获奥斯卡的《寄生虫》。
韩国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和日本电影截然不同的风格，后者走的是精英化的、极致的审美道路，我觉得韩国电影的成功在于商业片而非艺术片的成功。这类动作片、商业片是电影工业的一个真正标志。其实做电影的人都会有所谓的艺术追求，电影可以拍成很好的艺术片，但是电影有一个核心在于，导演要特真实，一点虚假的、自恋的东西都不能有，你得特别想为观众服务，这和戏剧和小说不太一样，你应该控制个人主义和ego的部分，我觉得这是韩国电影成功的一个很大原因。一方面韩国电影真的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问题，它并不是去拍一个普遍的、人类的片子，另一方面，它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存在的层面上，而不是认知的层面上。
张之琪：《鱿鱼游戏》《寄生虫》这样的影视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全球性的成功，是因为它们采用了一种很简单的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它们的主题都是贫富差距，而这个主题没有文化上的界限；另外一点是它们都采用高度概念化的叙事，比如《寄生虫》里的上下楼层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阶层隐喻，而《鱿鱼游戏》是一个大逃杀的故事，观众看到第一轮后就完全能理解后面将要发生什么。那么，是不是存在一种所谓通用的影视语言，这种通用语言本质上是否依然是西方主导的？比如曾经的中国电影或者亚洲电影似乎是用一种特殊性来打动别人的——当然这个特殊性也是有问题的，包含一种很强的东方主义的凝视——但是现在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放弃这种特殊性而诉诸某种普遍性，似乎是更容易成功的道路。
王炎：是这样的。《寄生虫》里的楼层隐喻其实借用的是六十年代的电影《下女》，用楼层来隐喻阶层是极其直接的方式，它不需要文化的重新建构，所以导演毫不犹豫就借用了。我觉得这是韩国电影特别厉害的地方，以及你刚才说的高度类型化和模式化——模式化是表演艺术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它依赖于一些程式，这些程式在不同电影中有互文关系，观众马上就能理解，不需要重新解码。这些程式给审美要求高的观众看，他会很生气，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力；但是普通观众会很喜欢，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类型组合中他能得到相当的快感，这就是为什么类型片的优势相较于艺术片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