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和精神世界( 四 ) 生活|文学|历史|审美|人生|价值

杨绛经常引用英国作家沃尔波尔的话：“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用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 ，体现了她对喜剧和悲剧精神的理解。喜剧的基础是理性精神，因为人有高于现实的理想和理性能力，所以能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丑陋、缺陷、滑稽，笑本身也是一种讽刺和批判。用感情来领会它就是个悲剧，因为世界、人生和人性是不完满的，令人悲伤。这本书也用喜智和悲智来概括杨绛的创作，我认为杨绛把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结合得非常好，喜剧和悲剧意识的辩证统一，贯穿了她所有的创作，既是情感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比如《我们仨》，是写人生普遍的大悲，至爱的分离，我们在读的时候能感到深刻的悲痛，同时你又不沉溺于这种悲痛，变成感伤癖，因为她在写悲的时候，用充满生气的欢乐生动的画面来表现，比如亲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欢乐时光，就是以喜写悲。
新京报：《喜智与悲智》这本书也论及杨绛先生喜剧中的悲剧倾向，她最后一部戏剧正是悲剧《风絮》。《风絮》中有明确的对英雄幻想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意义是什么？
吕约：《风絮》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表现“英雄幻想”与现实人生的冲突，回应了“五四”启蒙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英雄主题。鲁迅那一代人面对的是外来文明的挑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他的《摩罗诗力说》实际上是呼唤文化英雄的，但是鲁迅比一般的英雄主题书写者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一方面渴望英雄出现，但又始终对英雄的内涵、命运和社会历史效果保持深刻怀疑。
杨绛的《风絮》,一方面回应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英雄”主题，同时完成了一种改写。故事的主人公方景山一心想当救世主，成为英雄，但他想象中的自我和实际的自我之间有巨大的反差。这体现了杨绛对于英雄和凡人这一对概念的反思，呈现出英雄的理想与实质，以及英雄幻想与牺牲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的思考，建立在她对人性局限性的深刻洞察上。在鲁迅笔下，英雄跟牺牲者往往是合一的。在杨绛笔下，这个“英雄”是要求别人去牺牲的，而且他认为既然我是英雄，你为我的理想牺牲就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的妻子在觉醒之后对他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批判。这样，英雄跟牺牲者就变成了一对矛盾，英雄不再是牺牲者，而是英雄制造了牺牲者。
杨绛始终与盲目的英雄狂热保持距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英雄幻想。她强调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甚至不愿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她了解这种英雄狂热的危险性，盲目的英雄狂热往往会制造无数的社会历史灾难。
新京报：你这本书的关键词是“喜智与悲智” ，用来概括杨绛的创作，刚才也说到一些。具体来说，怎么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吕约：杨绛不仅是一个作家、知识分子，而且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智者，有非常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历史智慧。
“悲智”源于一个佛教概念，指的是慈悲与智慧。面对人性的缺陷，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比如生、老、病、死、爱别离等佛教说的八苦，杨绛是有大悲在的。她有勇气，而且有艺术才华去表达这种大悲。我所理解的文学中的“悲智” ，就是一个作家的悲剧智慧。 “喜智”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发明的，是从“悲智”延伸而来的，既然有悲智就有喜智。人生中的喜与悲是不可分割的，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是相反相成的。喜剧智慧和悲剧智慧，在一个好的作家那里也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他在观察和表达人生和世界的时候才有完整的力量，而不是片面的、割裂的。我用“喜智与悲智”来命名杨绛文学创作的特点，也是她智慧的特征。这也启发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追求一种更高层面的智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