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和精神世界( 六 ) 生活|文学|历史|审美|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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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资料图片/IC photo
《我们仨》实际上是《干校六记》的一个延续，写的是亲人的生离死别。面对这样的孤独和悲伤，怎样去表达？杨绛的独创性是打破“梦”与“实”的界限，把人生的现实和梦境融合在一起来写，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结构是“梦幻结构” 。杨绛的散文特别注意艺术的结构，善于以艺术的方式呈现难以言传的经验内容。
新京报：《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是杨绛先生面对死亡时的一次积极探索，思考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其中表现出杨绛怎样的生死观和价值观？
吕约：死亡是杨绛晚年作品的核心主题，最集中、系统地思考死亡和终极价值问题的就是《走到人生边上》，是她90多岁经历死亡威胁、从医院出来以后写的。探讨生和死的问题，就是探讨肉体和灵魂的关系问题。杨绛是相信灵魂长存、灵魂不朽的。她认为，人活着时锻炼肉体的意义在于锻炼灵魂，所以她提出一个比喻，说灵魂就像香料一样，你越捣它，它的香味就越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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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修辞：
人格理想与审美理想的合一
新京报：在论述杨绛先生的风格时书中还用到两个重要的词，就是“修辞”与“修身” ，发现二者的内在关联。这也让“修辞”（写作）本身和自我“锻炼”、自我完善合为一体。这一点刚才也有所提及。在杨绛身上，修辞和修身是如何趋于合一的？
吕约：修身与修辞，既是作家的写作伦理和创作态度问题，也是普通人如何对待自我和语言的问题，只要我们用语言表达自己，就要面对修辞与修身的关系。
“修身”是中国儒家的人格理想，修身和修辞合一的理想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合一的追求。古训有“修辞立其诚” ，这句话非常能代表杨绛对待语言和人生的态度。修辞的前提和最终目标是“诚” ，也就是“真” ，它是跟“伪”“失真”相对的。
儒家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个人心灵和灵魂的净化和提升开始的，到修身，就是追求自我完善，然后才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杨绛是赞同儒家的这种道德理想的，包括到晚年她也非常赞同孔子“致中和”这样的人格理想。 “修辞”就是选择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思想感情是真诚的，反映在你的修辞里面，应该就是你真诚的、真实的表达，你对自我的认识，你的人生态度，你的思想感情。修身和修辞应该是合一的，而不是背道而驰的，这才是好的文学，否则就会出现修辞夸张失实，或者反智、反真的现象。我们在日常使用语言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你的语言和你的思想情感之间是不是能够和谐统一而不是割裂？
语言是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工具，在文学中，语言还是一种需要塑造的艺术形象。杨绛有着高度自觉的语言意识，她拒绝那种夸张藻饰的、言不由衷的语言，她的语言非常真挚、透明、精炼，尽可能用最少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思想情感和她对人生的思考。
我认为，她是把中国的三大语言传统很好地结合在了她的语言实践里。一是古典文学的传统，包括“思无邪”、“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审美理想，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理想。二是民间语言的传统，杨绛对中国民间语言进行艺术提炼，融化到自己的文学语言中，使雅致的语言里又有了很多生动活泼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元素，雅而不僵化。三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传统，杨绛是一个现代作家，用现代白话汉语进行创作，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体现了时代性和个人的创造性，她的语言艺术成就堪称现代白话汉语文学的审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