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刘瑜读福山：如何理解身份政治的两面性？( 三 )

这看似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仔细想来却并不奇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超级全球化”阶段。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固然，这种反弹在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但无论是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印度的印度教复兴、匈牙利的基督教回归，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回潮等，都是在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人们重新穿上“传统”的盔甲，抵御“自我的流失”。只不过，与启蒙时代作为个体的自我不同，这个时代的“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
因此，为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承认难以达至均衡，最终未必是因为反动力量的傲慢，而是因为一种形式的承认和另一种形式的承认可能相互格斗、相互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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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美]弗朗西斯·福山，陈高华译/孟凡礼校，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身份政治与当代政治危机
“新部落主义”是对冷战后政治乐观主义的沉重打击。近年，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现象是“民主衰退”—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动荡或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都呈现民主衰退的不同维度。何以如此？为什么人们无法肩负他们自己通过艰苦斗争所获得的自由？显然存在各种原因，其中最重大的，或许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各种被身份意识所点燃的政治激情，如同一场飓风，将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船只吹得七零八落、纷纷偏航。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过去数年欧美的政治极化现象，也是《身份政治》一书的分析重点。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白人和少数族裔给两大政党投票的比例大体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亚裔投票给了民主党，而56%的白人投给了共和党，两大政党的种族色彩清晰可见。固然，部分白人由于“相对地位跌落”而产生的怨恨是重要原因，但福山也没有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在他看来，民主党对身份议题的过度热衷导致了很多底层白人的疏离，而进步主义者们对美国传统的贬低甚至污名化更是令其愤怒。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倒退乃至崩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来，全球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转型大跃进”，短短四十年时间，竞争式民主政体从四十个左右升至一百个左右。然而，诸多新兴民主不是从此开始扬帆远行，而是纷纷重新落入水中。究其原因，身份政治仍然是核心因素。为什么埃及的民主只运行了两年就走向崩溃？因为脆弱的新生民主难以承受“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极度的撕裂。为什么伊拉克转型如此动荡？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极端逊尼派和温和逊尼派的冲突……在伊拉克处处点燃了战火。为什么津巴布韦在赶跑了白人殖民者之后，从非洲粮仓变成了世界通货膨胀之都？因为穆加贝成功将白人塑造成了一切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表面而言，各国政治戏剧琳琅满目，但归根结底剧情大同小异，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涨堵塞了民主体制的优胜劣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