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刘瑜读福山：如何理解身份政治的两面性？(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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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身份认同的价值不仅在于政治动员，也在于责任伦理的培育。诸多研究显示，在族群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人们对福利供给和公共服务往往更具热情，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会，人们则对财富转移更加保留。这一点不难理解——通常人们会对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而对“非我族类”更加戒备。北欧各国的高税收、高福利之所以多年通行，或许正与其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有关，而近年波及整个欧洲的难民危机，不但影响了北欧的政治生态，也可能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进步主义者抱怨欧美底层民众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疑虑，然而，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根据情感纽带的差序格局安排资源分配，不但是人性无奈的处境，也合乎先来后到的“排队”伦理。
身份的“多”与“一”
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种暴力冲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历史上又曾经是各种进步运动的助推力，如何理解这种矛盾？为什么有时候激烈的族群认同会孕育出纳粹主义或者卢旺达屠杀这样的洪水猛兽，有时候又成为反殖民主义和民权斗争的催化剂？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坏的身份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隔？
不妨观察一下塔利班这个组织的两面性。与今天我们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形象不同，最初的塔利班是个抵抗苏军占领的组织。也就是说，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所争取的是“阿富汗的独立与自由”。但是，众所周知，上台后的塔利班成为一个残酷的压迫性政权，以其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教义作为执政方针，剥夺女性权利、打击宗教异己、禁止政治自由，并使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
“进步的”塔利班和“反动的”塔利班，根本差异在哪？或许在于，前者所追求的集体自由，是个体权利的必要通道，而后者则以统一教义去压制个体权利。如果不驱逐侵略性的苏军，阿富汗的政治选项会被极大限制，公民权利被极大压缩，在这个意义上，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前提，族群动员成为个体解放的必要通道。但是，驱逐苏军之后，塔利班根据极端教义制定法令，压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自身成为个体权利最大的禁锢。换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体性，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辅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现出“进步性”，而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压迫力量，它常常变得“反动”。
何以个体权利成为集体认同的尺度？根本而言，原因或许还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固然，如前所述，每个人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但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到底是来自于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其“初始设置”之上。
这也是正是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所在。它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当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摆脱其先天身份，成为一个抽象的、漂浮的个体——这就像摆脱历史一样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义并非抹去与生俱来的身份印记，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属性之间取舍、排序、糅合，同时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从中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先天印记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