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宝|董树宝读《知识考古学》｜到底是谁“谋杀了历史”？( 五 ) 社会|董树宝|米歇尔·福柯|历史

《知识考古学》虽销量不错，但并未获得《词与物》一样的轰动效应，而且褒贬不一，争议颇大，其在方法论上的失败导致福柯不得不在1970年代彻底地改写他的计划，致力于研究一种基于尼采且矛盾性地基于梅洛-庞蒂（他也计划研究真理的谱系学）的谱系学。谱系学承继了考古学的要义，是对考古学的细化与深化，它同样拒绝起源、连续性与总体化，同样诉诸断裂、差异与非连续性，强调局部研究、偶然性与权力争斗，谱系学最终回到了尼采的历史模式，对遗迹的崇拜变成了对历史的滑稽模仿，对古老连续性的虔敬变成了对同一性的系统分解，它大胆地在无限展开的知识意志中摧毁认知主体。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1971）一文指出，谱系学反对理想意义与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 “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谱系学的任务并不是先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然后揭示：过去仍在，仍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并在冥冥之中唤醒它”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年， 151页）。过去与现在始终是历史研究无法摆脱的时间向度，也是萦绕福柯心头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他在《词与物》中还执迷于过去的描绘，在《知识考古学》中则侧重探讨话语所导致的过去与现在的共谋关系。《知识考古学》最初题目是“过去与现在：人文科学的另一种考古学” ，明确研究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及至《规训与惩罚》，福柯竟然将“现在”与历史并置，提出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在的历史”概念。 “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 ，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 32页）。显然福柯接受并改造了尼采的谱系学，改变了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如果说考古学旨在呈现那些从过去划分出现在的结构性秩序、结构性差异与非连续性，那么谱系学则尽力呈现“来源”与“出现” ，探讨权力争斗的偶然性如何形成现在，因而谱系学目标不是历史地思考过去，而是运用历史材料重新思考现在，让过去的知识对现在的经验继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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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出版， 380页， 48.00元
在当代法国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潮流中，福柯无疑是最系统、最激烈的，他以考古学与谱系学为武器，批判了历史先验论、历史目的论、连续性与合理性，他既批判了十九世纪以来黑格尔和孔德等人以进步和发展为旨归的、呈现启蒙理念的历史哲学，也批判了十九世纪以来作为学科建制的、基于历史价值的历史学科，还与当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渐行渐远，终结了他与传统史学的“错姻缘” 。福柯曾与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走得比较近，他认可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隐含的结构观念，但历史学家与福柯之间的对话一度出现紧张状态，他们误解了福柯的历史思考，低估了福柯著作基本的哲学本性，福柯本人却从未隐藏过他的思想取向。 “在此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历史学家们的计划。他们（他们是对还是错，这是另一个问题）把‘社会’当作分析的一般范围与定位某个特殊对象所必须相关的层级（‘社会、经济、文明’）。我的一般主题不是社会，而是有关真假的话语” （Michel Foucault, Table ronde du 20 mai 1978, in. Dits et écrits II. 1976-1988, Gallimard, 2001, p. 852）。真理问题，即“哲学的真正疑问”一直是福柯持续不断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历史与哲学之间，历史只不过是福柯著述的表象，哲学才是他毕生探讨的主题。他临终之时依然思考着康德的“何谓启蒙” ，他始于六十年代康德的“哲学考古学” ，经由尼采的“道德谱系学” ，最终又回到康德的终极追问。 “问题在此不是真理的分析，而是可被称作现在的本体论、现时性的本体论、现代性的本体论、我们自身的本体论” （Michel Foucault, 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Paris: Gallimard, Seuil, 2008, p.22）。作为诊断活动，哲学诊断现在就是说出现在是什么，说出我们的现在不同于，且截然不同于所有不是现在的一切，即我们的过去，这也许是当下赋予哲学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