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考古|《华夏考古》2021年第5期要览( 二 )


早在1950年代 , 以考古学家为主导 , 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的“黄河考古”已经开展 , 此后有关黄河的考古工作屡见于报导 , 也有少数考古学家对黄河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 , 但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研究黄河的考古学家 , 没有发表以黄河考古为中心的专文、专书 , 也未举办以黄河考古为中心的展览 , 这些现象说明“黄河考古”尚无学科自觉 , 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 , 更没有专门的名称 。 这种状况大大阻碍了有关黄河的考古研究 。
作为中国考古学科之内的一种专门考古 , 黄河考古的核心研究自应由专业考古学家承担 。 当然学术发展到今天 , 黄河考古不仅要用传统考古学的方法 , 利用遗迹、遗物来研究黄河及相关问题 , 更应该使用科技考古尤其是地质考古的方法 , 对作为一个自然实体的黄河以及黄河与人类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
黄河考古是用考古材料来研究黄河的变迁 , 因此其中心是考古 , 目标是黄河的人文历史 , 因此并不属于高蒙河先生提出的考古地理学 。 考古地理学的核心是地理学 , 考古只是手段 , 是利用考古资料对人类历史上的地理问题进行研究 。 如果将黄河纳入考古地理学中的研究之中 , 其重心应该是自然的黄河 , 而非人文的黄河 , 或曰人类与黄河的互动关系 。
二、黄河下游的河道与堤防
黄河考古的首要内容是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 黄河河道变迁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课题之一 , 不少历史地理学家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 但这些研究主要依靠传世文献 。 (图一)
华夏考古|《华夏考古》2021年第5期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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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黄河下游变迁略图(邹逸麟:《黄河史论丛·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86年:第230页)
谭其骧先生创造性地根据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考古遗址的分布来推测黄河下游的河道 , 指出:“从新石器时代历经商周到春秋时代 , 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 。 在这一大片土地上 , 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 , 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 。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 , 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 , 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 , 中间绝无遗址 。 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见于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则太行山东麓东至于今雄县、广宗、曲周一线 , 鲁中山地西北仍限于徒骇河一线 , 中间的空白区仍达百数十至二百数十公里 。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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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战国以前遗址与城邑的分布与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长水集·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下) , 人民出版社 , 1987年:第60页]
王青先生通过史前文化的分布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 讨论了史前时期黄河下游的改道 。 认为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 黄河下游一直是走渤海湾西岸入海的 , 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向东发展应是通过淮北平原实现的 。 大汶口文化通过豫东平原的西进是黄河下游河道不走淮北平原入海的证据 。 距今4600年前后 , 黄河下游河道发生了一次大的南北改道 , 改从淮北平原入海 , 而此时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向山东龙山文化过渡时期 , 也是其向淮北平原渗透扩张最剧烈的时期 。 黄河下游改道 , 使淮北平原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 将豫东到郑洛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泰沂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联系拦腰切断 , 从而使郑洛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丧失了经济、文化动力 , 最终被早期河南龙山文化所同化 。 山东龙山文化向北在河北平原直至冀东唐山地区的扩张 , 是由当时黄河下游河道改走淮北平原入海后 , 河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得以改善的条件下进行的 。 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河道又有一次大的南北改道 。 夏代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北平原入海的 。 简言之 , 最早是“北流”河北平原入海 , 距今4600年前后 , 改为“南流”淮北平原入海 , 距今4000年前后 , 又改为“北流”河北平原入海 。 该研究使用的考古学材料主要有聚落分布和文化交流两个方面 , 比谭其骧先生仅根据聚落分布有较大的进展 。 随着这两方面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 , 我们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认识也会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