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考古|《华夏考古》2021年第5期要览( 三 ) |谭其骧|华夏考古|黄河

三十多年来大量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开展，为研究黄河下游的河道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袁广阔先生梳理了《汉志》河沿岸裴李岗、仰韶、龙山时期直至周代的文化遗址，发现河道两侧的考古学文化一直没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故此断定这条河道从未改变，并根据地质勘探资料推断黄河自宿胥口开始走《汉志》河是对地理形势的自然选择。除了这种从大范围内观察遗址分布之外，他还对一些河段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察。通过对内黄—濮阳—菏泽文化层堆积剖面的分析，发现文化堆积并没有大的中断，也没有发现大洪水淤积层，从而推导出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都有人类活动，汉代之后才出现洪水淤积。整合先秦遗址的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后，图示了滑县、浚县段黄河故道，并力证过去认为的西北流的“宿胥故渎”并非《禹贡》河，而是淇河河道。（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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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浚县、滑县一带地理形势（袁广阔：《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2期：图1）
当然黄河故道的最终落实需要真正的考古发掘。只是河道本来就低于地面，再经过千百年来的不断淤积，现在都深埋于地下，很难有机会进行发掘。退而求其次，可以通过考古或地质钻探，大致摸清黄河故道的走向。
相对于黄河故道而言，黄河故堤的调查、勘探和发掘要容易得多。最早处于纯天然状态的黄河是无拘无束的，而黄河下游河堤的出现应该与城墙约略相当。钱穆先生早就指出：“耕稼民族的筑城有两种用意：一是防游牧人的掠夺，而另一是防水灾的飘没。 ”徐旭生先生也说：“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共工氏所发明，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做护庄堤。 ”依此则黄河之堤至少在夏代立国前后已然出现。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修筑黄河大堤发生在战国时期。《汉书·沟洫志》：“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自为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自汉代以来，历代都会对黄河大堤有所修筑。
1919年初春，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带人赴山东旅行考察，团队成员有学生、翻译、记录员、厨师以及所雇三辆马车的车夫，总共11人。在考察黄河时，正遇黄河大堤维修，晏文士拍摄了一系列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百年前黄河修堤的珍贵影像，也为我们推想古代对黄河大堤的修建提供了素材。已知的照片有两张。其一表现了整修黄河大堤时的宏观场景。大堤上下，满是来回运送土方的民夫，大多用独轮小车推土，也有的肩挑土筐，间或可见空手而立、衣服上背着“圆补丁”的官方监工。其二表现的是打夯的情况：“一个直径约25英寸、厚约10英寸的石头圆盘，用10条绳子连着，周围10个人每人牵着一股绳子。劳动号子让他们保持一致，石头圆盘被扔到空中，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
现在已经发掘出若干段黄河大堤。 2009年秋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商丘市文物局对梁园区李庄乡蒙墙寺村境内的明清黄河大堤进行了横断面发掘。此次发现的大堤是黄河南流期间的一段。刘海旺先生介绍说：“通过发掘，我们可以确定明清黄河大堤的高度为12米，经过了十几次的加固工程，并且都是人工作业……没想到大堤的内部结构这么清晰，这对于揭示明清时期黄河大堤加固、加高的次数和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