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与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的开创｜中国考古百年( 二 ) |斯文·赫定|黄文弼

中国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1926年，中国学术团体为捍卫国家权利，强烈抵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北考察计划。后经过协商，才组成了中瑞联合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由徐炳昶（字旭生）和斯文·赫定共同担任团长，中外双方学者共同参与。
作为考古方面的代表黄文弼，在坚持科学态度的同时，也一直在考察研究中为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上正名。老弄苏木（敖伦苏木）古城的碑刻、黑柳图的汉代军营、居延堡的汉简、黑城的宋元瓷器、额济纳的汉代长城、哈密的明清烽燧、吐鲁番的文书和壁画、塔里木盆地的汉唐古城和刻石、罗布泊深处的汉代土垠遗址，一处处重要的新发现，无不彰显着古代中国对西北边疆有力的经略和治理。他在考察结束后，及时出版了《高昌陶集》等著作，论证了新疆彩陶的文化渊源，否定了中国彩陶西来说。并提出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 ，客观公正地评述了东西方文化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在新疆的主导地位，用实证资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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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陶集》
黄文弼《高昌陶集》于1933年由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是“三记两集”之一。该书通过新疆彩陶的断代，反驳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中国彩陶西来说” 。
经过历次考察，黄文弼深感当时中国薄弱的边疆意识，导致帝国主义者趁机“挑拨我们民族感情，离间我们民族团结” ，认为中国将来的国防问题，不在东南，而在西北，西北的国防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及文化问题，要保卫大西北首先就要注重西北文化，西北的文化发展应同于内地。任教西大期间，他响应西北大学“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办学理念的号召，倡导并推动了全国最早的边政系之一的设立，将自己对丝路考古的认识贡献于边政教育， “以期造就一些专门人才，去服务边疆，去巩固边疆，去繁荣边疆” 。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战略防御阶段，坚定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战的信念就成为国家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时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黄文弼参与了由该校考古委员会组织的城固张骞墓的调查、发掘与修缮。张骞历经十余年，九死一生，但仍然坚定信念，完成了“凿空西域”的壮举。张骞墓考古的目的，正是为提倡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在发掘修缮工作结束后，西北联合大学还通过举办面向社会的展览，组织师生进行为英雄扫墓暨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典礼等活动，积极为全民抗战的热潮贡献学科力量。 1946年，黄文弼还撰写了《班超》一书，表彰了班超数十年经营西域的功业，希望用班超“勇敢强毅之精神，灵敏活泼之手腕，简易宏博之襟怀”继续鼓舞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和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考古事业急缺专业人才。特别是地域广大的新疆地区，考古人才更是捉襟见肘。已经64岁高龄的黄文弼依旧急国家之所急，主动请缨，第四次赴新疆考察，还专门吸纳了新疆当地的基层文物考古从业人员，尤其是少数民族业务骨干，为新疆的考古事业培养和锻炼了第一批人才队伍，奠定了今日新疆考古的格局。
▍其次，黄文弼确定了丝绸之路国际联合考古的基本原则——维护主权和平等合作。
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国际联合研究是必要的手段，也是必然的趋势。然而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下，欧洲相较东方总是处于强力和优势地位，国际合作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黄文弼参与的两次中瑞合作西北考察，中方虽说名义上取得了与外方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学者遭受不公待遇乃至中国主权遭受肆意侵犯的状况时有发生。